长期以来，一些日本和美国电影公然美化日本旧海军，宣称“他们爱好和平，与好战的旧陆军不同”，似乎二战时候的日本海军都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事实上，日本海军的血腥残忍不比日本陆军差多少，甚至敢做出日本陆军想都不敢想的事——将屠刀挥向自己的盟友德国人，这就是1943年在所罗门海海域发生的“秋风号事件”。

“秋风”号属于“峰风”级，是一款老式驱逐舰，于1920年12月下水，标准排水量1215吨，最大航速可达39节（二战时老化下降到32节），舰员编制为154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秋风”号隶属于东南方面舰队/第11航空舰队下属第34驱逐舰中队，被部署于西南太平洋战线，主要在特鲁克、拉包尔、新几内亚等区域活动。

新几内亚岛在战前是澳大利亚管理的属地，开战后迅速被日军占领了大部分地区。新几内亚岛虽然地广人稀，土著文化落后，但是黄金、铜、煤等矿产相当丰富，是日本战争机器长期觊觎的对象。

日本军队占领新几内亚岛后，迅速对岛上展开殖民统治。很快，日本人发现当地散布着一些小型的外国人社区，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的小镇韦瓦克就是如此。一战前，韦瓦克曾是德属新几内亚的一个主要城镇，二战时仍保留有德国人的小型聚居区和传教团。

例如韦瓦克西北20公里的凯里鲁岛有一个德国传教团，以约瑟夫·勒克斯神父为领袖，麾下大约有40名修士、修女和仆人（仆人有两名中国人、三名当地人）。这个传教团主要负责当地教堂的管理和运作，并为凯里鲁岛周边的皈依者提供服务。

德国籍神父约瑟夫·勒克斯生于1875年，在新几内亚工作了40多年，当时已经58岁，是一名老资格的传教士。据称，这些德国传教人员在当地除了进行传教外，还建立了一座小型医院，在当地救死扶伤，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就连澳大利亚人和后来的一些日军也对这些修士抱有好感。

但是，这些赢得当地人心的德国修士，却成为了拉包尔日军指挥部的“眼中钉”。在他们看来，在地方拥有影响力的这些欧洲人，只会是日本军队殖民统治的巨大障碍，哪怕对方明明来自日本的同盟德国。日军指挥官认为，这些德国人明面上是“同盟者”，但内心却可能倾向于澳大利亚，是必须铲除的隐患。

就这样，在1943年3月，位于拉包尔的日本驻军司令部下达了“清除德国当地传教团”的命令。这份命令是谁下达的？由于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故意销毁档案，历史真相已经成为了糊涂账。

战后，联合国方面考虑到执行屠杀的“秋风”号驱逐舰隶属于日本海军第8舰队，将该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中将和大西新藏少将指定为B级战犯，但是二人在1947年接受审判后，处罚仅仅是“开除公职”。很多人认为，第8舰队的上级部门——日本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草鹿任一中将，才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但草鹿任一从未由于这起事件受到任何追究。

关于“秋风号事件”的历史细节，只能从日本海军军官的证词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日本海军军官百武一之濑回忆，1943年3月时，32岁的百武一之濑担任第81海军驻军部队一个小队指挥官，驻扎在新几内亚岛北方的马努斯岛。百武自称，他本人和马努斯岛的德国传教团（大约20人）关系良好，还经常邀请传教士与他一起吃饭。

1943年3月初，百武收到了来自于拉包尔的第8舰队基地部队的无线电报，要求他着急马努斯岛的所有德国传教士。一开始，百武本人并没有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他随后又收到了第二份电报，声称一艘军舰将在两天内抵达韦瓦克，专门接收这些德国传教士。这时，百武意识到了事态严重性，迅速派人召集这些德国传教团前往港口。

抵达马努斯岛的日本驱逐舰，正是“秋风”号，当时该舰的舰长是佐部鹤吉大尉。“秋风”号在3月初抵达韦瓦克，向当地日军输送了一批食品和药品，随后开到了韦瓦克北方的凯里鲁岛，在该岛召集了约瑟夫·勒克斯神父为首的40人德国传教团。“秋风”号抵达马努斯岛后，又接收了岛上为数20人的德国传教团。

据百武回忆，他当时还向“秋风”号舰长佐部鹤吉大尉求情，希望给德国“朋友”一些优待，包括提供更多的居住空间，以避免过度拥挤。据说，佐部鹤吉舰长居然还答应了。然而，当“秋风”号离开马努斯到后，当地日军按照命令，迅速摧毁了德国传教团在岛上的“一切痕迹”，烧毁了教堂和医院，并屠杀了皈依教会的当地人。

百武一之濑声称，当时他听到了一个说法，有盟军飞行员被击落后藏身当地丛林，试图联系德国传教士寻求帮助。日本海军发现这个情况后，这些传教士尽管是德国人，但可能会传递日军情报，因此做出了“处置决定”。

日方证人宣称，上船后的这些被俘西方人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由船上医生照顾，还得到了面包、茶和水，并在甲板下免受空袭。据统计，来自马努斯岛的有26人（包括男性修士12名、修女11名，2到7岁的中国儿童3名），来自凯里鲁岛的有40人（包括神父3人、修女3人、男性修士2人及其子女、2名德国种植园主、3名中国仆人、3名当地仆人等），除了德国人和中国人外，这些俘虏里还包括了至少5名荷兰人、1名匈牙利人和1名美国人。

3月18日上午11点，“秋风”号抵新爱尔兰岛的卡维恩港，但是无人下船，一艘调度船送来了日本海军第8舰队司令部的密封命令。不久后，“秋风”号驱逐舰起锚出港，向南驶向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

然而，“秋风”号刚刚到了海上，就撕下了温情的面纱。舰长佐部鹤吉召集所有军官，包括在韦瓦克上船的翻译甲斐弥次郎中尉（战后证人），向这些人宣读了第8舰队司令部的命令，要求杀死船上的所有60名平民，包括神父、修士、修女、仆人以及2名两岁的中国婴儿。

根据日本历史学家田中由纪的描述，佐部鹤吉舰长指示甲斐弥次郎，命令这些乘客进入前舱。与此同时，驱逐舰上的船员在舰尾搭造了一个木头平台。随后，舰长命令驱逐舰全速前进，这样发动机和海浪的噪音就能淹没其他声音。

准备工作完成后，一名日本海军中尉寺田武夫将男乘客一个个召集到驱逐舰中央的一个地方，并将一张大白床单挂在船尾甲板上。在这里，这些乘客被询问了姓名、年龄、国籍和其他细节，被命令等候在船尾的床单后面，然后一个接一个走到床单的后面。

寺田武夫中尉下令将蒙住一个男乘客的眼睛，绑住他的手腕，并在木制平台的框架上串起来。随后，四名日本海军士兵使用步枪和机枪向被吊死的受害者开枪。然后，这具没有生命的尸体被海浪冲入海中。随后，下一个受害者按照这个程序也走向了生命尽头，直到最后一个。

当杀死所有男性乘客后，日本海军又杀死了所有的女性乘客。日本历史学家田中由纪写道：“两个中国婴儿从修女的怀抱中被带走，扔进了所罗门海的大海里。”

三个小时后，60名平民全部遇害。“秋风”号的舰员们清洗了甲板上的血迹，佐部鹤吉舰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假惺惺来“纪念”遇难的乘客。所有舰员宣誓严格保密后，“秋风”号于3月18日晚上返回了拉包尔。

几个月后的1943年8月2日，“秋风”号在美军空袭遭到重创，佐部鹤吉大尉等多数军官当场毙命，“秋风”号返回本土进行了修复。重新参战后，“秋风”号驱逐舰于1944年12月3日夜间，在为“隼鹰”号航空母舰护航时，被美军潜艇“条纹马鲛”号用鱼雷击沉，舰上所有人全部毙命。

尽管参与屠杀的日本海军人员，都进行了保密宣誓，但是纸包不住火。战争结束后，60名平民失踪还是引起了澳大利亚当局的怀疑。在澳大利亚战争罪科工作的阿尔伯特·克莱斯塔特上尉，专门调查日军可能的暴行，他在听闻传教士失踪的风声后，果断审讯了卡维恩港的日本海军第14基地部队司令官田村龙吉少将。

田村龙吉为了推卸责任，供出了“秋风”号驱逐舰带着几十名平民出港的信息。随后，克莱斯塔特上尉找到了“秋风”号仍幸存的几名水兵，一个个撬开了他们的嘴，最终揭开了“秋风号事件”的大部分真相。

但是，这几个日本水兵并没有真正看到完整的“杀人命令”，因此日本海军高官趁机将责任推卸给了已经死掉的“秋风”号下级军官。

克莱施塔特和他的调查团团队直接审讯了第8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和参谋长大西真藏，但是两人都狡猾无比。大西真藏宣称“秋风”号属于第11航空舰队，而不是直属第8舰队，试图撇清责任，三川军一干脆声称“从没听过秋风号”。两人最后一致宣称，是第8舰队一名小小的中尉参谋，擅自下达了杀戮德国传教士的命令。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最终结果，三川军一和大西真藏这两个直接罪魁，仅仅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还是战后的日本第二复原省做出的。澳大利亚当局宣布不起诉这两个日本海军将官，因为受害者都不是澳大利亚公民，而且所有“涉案人员”都已死亡，没有人可以“反驳”日本人的说法。

不过，由于有一名受害者是美国公民，因此这个案件曾被移交给了美国当局，但是仍然没有得到起诉。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存在太多需要审判的类似案件，美国当局根本没有在乎这件事。

最令人愤慨的是，作为罪魁祸首的草鹿任一，活到了1972年，83岁寿终正寝。三川军一，活到了1981年，93岁寿终正寝。大西新藏，更是活到了1988年，98岁寿终正寝。

至于“秋风号事件”的所有遇害者，至今没有一个墓碑，甚至几乎失去了关于他们的历史记忆。（作者：陶慕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