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女地下党钱瑛不幸被捕，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借口上厕所，把一块怀表扔在了草丛中。谁知这个举动，竟让她逃过一劫！

1903年，钱瑛出生于湖北潜江县周矶镇的一个商人之家。与寻常女孩家不同，钱瑛小小年纪便识得许多字，还喜欢写作、吟诗。她写的诗词在十里八乡内小有名气，人们都知道，周矶镇的钱家庄有一个“小才媛”。

钱瑛十岁时，便随父亲到潜江去读书。她天资聪颖，善于独立思考，在学校时，她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对于旧社会、旧思想的批判也愈发强烈。

在潜江职业女校毕业后，钱瑛回到家乡一趟，却得知了一个令她无法接受的消息：父母竟瞒着她，将她包办许配了出去！

深受新思想熏陶、性格刚烈的钱瑛哪里能受得住这样的决定，她在家中大闹了一场，说什么也不接受这场婚事。可父母的态度亦十分强硬，把这个“不听话”的女儿囚禁在了屋子里。

钱瑛十分愤怒，说道：“包办婚姻是封建思想糟粕，休要用此束缚我的余生！”话音未落，她竟毫不犹豫地拿起剪刀刺向自己，一时间血流不止。幸好母亲及时发现，抢救过后，钱瑛才幸免一死。

也正是这次之后，父母真正意识到了钱瑛刚烈执着的秉性，知道拗不过她，只好将她的婚事放下，允许她到省城读书。

新的环境激发了钱瑛求学的渴望，她再次奋发学习，凭着自己的努力于1923年考上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

湖北女师，是一所充满着自由向上的气息的学校。当时，由中共党员主编的《中国青年》等刊物在校内十分流行，加上平时受到钱亦石、李汉俊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钱瑛决心献身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终于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国民党叛变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时间革命形势变得极为紧张，钱瑛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经过多番辗转，1928年，她在广东回归了党组织，不久后就被分配到上海的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

在上海，钱瑛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全总秘书长谭寿林。他学识渊博，品性高洁，在工作来往中，二人互生情愫，最终结为一对革命伉俪。

在动荡的环境下，二人的婚礼一切从简。谭寿林曾送给钱瑛一块怀表，钱瑛打开后，发现表中嵌着二人的合照，她十分感动，此后便一直将这块怀表带在身上。

钱瑛没想到的是，这块作为定情信物的怀表，日后竟然给自己带来了无法想象的麻烦。

1931年春，总工会遭到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善后，让钱瑛先行逃离。结果钱瑛刚走，谭寿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决不泄露党的任何信息，不久后便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得知这个噩耗的钱瑛悲痛万分，然而，严峻的革命形势并没有留给她悲愤的时间。

此时钱瑛正化名为彭友姑，在江苏执行地下工作。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身边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被国民党逮捕。

钱瑛怀疑，很有可能是与自己对接的上级周超英叛变，供出了地下党名单，才会导致同伴们大规模地暴露。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自身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想明白后，钱瑛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临走前，她谨慎地将家中所有的重要资料全部烧毁。

然而，才刚扑灭火星，烟雾还没来得及散去，就有人敲响了钱瑛家的门。

钱瑛心中一凛，但很快冷静下来，镇定自若地打开了门。一开门，她便看到了周超英，而他身后跟着的，是几个带枪的国民党特务。

周超英果真叛变了，手无寸铁的钱瑛就这样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被押送到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

钱瑛心中并不畏惧，相反，她庆幸自己已经将身上的所有资料都销毁。即使即将面临敌人的盘问，她也只需要咬定自己叫彭友姑，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普通老百姓。

她的脑中正飞速运转，想着如何应对敌人的问讯。突然，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上还带着丈夫给自己的怀表，里面还有着他们夫妻二人的合照。

如果这个怀表被敌人发现，那钱瑛的身份将彻底暴露。

情急之下，钱瑛停了下来，大喊道：“我肚子疼，我要去上厕所！”

狡猾的敌人哪里信这一套，对钱瑛又踢又拽，钱瑛硬是半步都不肯走。无奈之下，敌人只好先让她去一旁的草丛上厕所。

趁着这个功夫，钱瑛将怀表偷偷扔到了草丛里，躲过了敌人的耳目。

到了监狱，任国民党特务怎样逼问、毒打，钱瑛都一口咬定自己叫彭友姑，不是什么共产党，自己什么都不清楚，还指责国民党混淆是非、残害无辜。

恼羞成怒的敌人对钱瑛动用酷刑，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钱瑛坚决不吐露党组织的半点信息。敌人也找不到证据坐实钱瑛的身份，要不了她的性命，只能判处她15年有期徒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党组织前往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包括钱瑛在内的地下党，从而结束了她长达四年多的牢狱生活。

此后，钱瑛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她被任命为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且同时担任了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及人事部部长等多个重要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