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八年（1635年），为了破解明军大规模的围剿，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13家72营农民军首领聚集在河南荥阳，共商拒敌之策。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闯王高迎祥麾下闯将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主张，即联合作战、分兵出击。这一作战主张得到各路农军首领的一致赞同。“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谢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如自成言。”会上决定农军兵分五路抗击明军：东路军由高迎祥、张献忠等部组成，负责进攻安徽，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战力最强之精锐主力；西路军由横天王、射塌天、混十万等部组成，主攻方向是陕西；南路军由贺一龙、 贺锦等部组成，向湖广、四川方向进军；北路军由罗汝才、惠登相等部组成，主要负责迎击、牵制河南的官军；另外还有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过天星等部为游军，负责袭扰明军。

荥阳大会后，东路农军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明军，先后攻克固始、颍州等地，并在崇祯八年（1635年）元宵节那天，明中都凤阳的官民忙着欢度节日、守军疏于防备的时候，突然铺天盖地般袭来，犹如从天而降。据记载，扫地王、太平王最先赶到，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所率农民军紧随其后，源源而至。农军士卒翻墙而入，首先焚烧了明祖陵享殿，陵前数千株苍松翠柏也被殃及，遭焚毁殆尽。

凤阳留守朱国相、千户陈弘祖等人闻变仓惶迎战，很快被农军击败，国相、弘祖等皆被斩杀。李自成还纵兵放火焚毁了龙兴寺。龙兴寺是当年朱元璋出家当和尚的庙宇，后来他发迹建立大明才改名龙兴寺，朱元璋曾亲书庙堂匾额“第一山”。驻守中都的文武官员大部被杀，少部投降，守军则逃的逃、降的降，无人愿意死战。农民军很快占领凤阳全城。

农民军在明中都凤阳，不仅大肆焚烧宫殿楼宇，而且还将明祖陵盗掘一空，然后纵火烧陵，陵区内所植的30余万株古松被全部烧毁， 熊熊大火连烧数日，“光烛百里”。部分农军将士还烧杀抢掠，甚至滥杀无辜，《绥寇纪略》载 ：“剖孕妇，注婴儿于槊”。李自成、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成员恨之入骨，只要被抓住就定斩不饶，留驻明中都得明宗室成员大量遇害。农民军摧毁凤阳府明皇陵和龙兴寺后，树起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不仅让崇祯帝痛不欲生，还给明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先是，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惧贼南犯，请加防凤阳陵寝，不报。及迎祥、献忠东下，江北兵单。固始、霍丘俱失守。贼燔寿州，陷颍州，知州尹梦鰲、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硃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硃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东路军取得凤阳大捷后，崇祯帝痛定思痛，改变了过去的战术。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他改派湖广总督卢象升为直隶、河南等处总督，“专制中原”，形成了“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的有利局面，调集数省重兵专剿高迎祥部，高迎祥与明军交战多次均告失败，人马损失颇重。崇祯九年（1636）东路农民军在陕西周至遭陕西巡抚孙传庭部的伏击，死伤惨重，闯王高迎祥负伤被擒，旋即押赴京师惨遭凌迟处死。

李鸿基

明军集结重兵大肆进剿的局面使东路农民军损失惨重，但这种不利局面并没有因为闯王高迎祥被俘杀而有所改观。高迎祥余部共推有勇有谋的闯将李自成继为闯王，继续领导东路军残部转战于川、陕之间，坚持战斗，并和紧追不舍、围追堵截的明军玩起了游击战、奔袭战以及“捉迷藏”游戏，数次挫败官军。“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庐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杀知州黎弘业及在籍御史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不下。象升亲督祖宽、罗岱、杨世恩等来援，战于硃龙桥，贼大败，尸咽水不流。北攻寿州，故御史方震孺坚守。折而西，入归德，边将祖大乐破之。走密、登封，故总兵汤九州战死。分道犯南阳、裕州，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令大乐等击贼，杀迎祥、自成精锐几尽。贼复分兵再入陕，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绥，犯巩昌北境。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未几，官军败于罗家山，尽亡士马器仗，总兵官俞冲霄被执。自成执复振，进围绥德，欲东渡河，山西兵遏之。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将袭榆林，河水骤长，贼淹死甚众，乃改道，从韩城而西。时象升及大乐、宽等皆入援京师。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锐意灭贼。秋七月，擒迎祥于盩啡，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李自成部在四川北部的梓潼山区遭到洪承畴、孙传庭精锐陕军的伏击，因事起仓猝，农民军被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漂杵，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带刘宗敏、田见秀等18亲骑溃围而出，辗转进入陕西、湖北边界的商洛大山中蛰伏、喘息。李自成等藏匿在商洛山区静待时机，同时收集旧部，耕种练兵，关注外界局势，寻机东山再起。“十一年春，官军败贼梓潼，自成奔白水，食尽。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原，大破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和张献忠、罗汝才等农军首领相比，李自成确实意志坚韧，折而不挠，且从未因丧失信心而接受过官军招抚，这点是他能屡仆屡起的重要原因所在。

这时，同样勇猛善战的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明军悍将左良玉击败后，被迫接受了招抚。其他农民军，如罗汝才、惠登相、刘国能等也相继降附明军。明末农民大暴动陷入低潮。

张献忠

张献忠接受招安后，拒绝缴械，还拒绝了明廷打散、收编自己部队的企图，以保存实力，寻找合适时机再树反旗。

罗汝才、惠登相等人投降后表面上解甲归田，实际上也在暗中不断召集旧部、扩充实力，想寻机卷土重来。

经过一年的休整，张献忠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湖北谷城再度起兵造反，狡黠多智的罗汝才等也迅速响应，重新拿起武器与官军鏖战，并在竹山、罗猴山之战中重创了左良玉部。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度起事的张献忠部农民军也抓住有利时机大举东下，迅速攻克长江重镇襄阳，擒杀明藩襄阳王朱翊铭，虏获无数，实力大增。在此前的一个月，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再度扯旗反明，不顾兵单势弱，也从商洛山的密林荒村中走出，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

刚走出商洛大山的李自成人马不多，但他并没有进攻明军较少的偏僻州郡，而是出乎意料地发起突袭，攻占了明朝军事重镇洛阳城，并处死了贪得无厌的明福王朱常洵。“常洵日闭阁饮醇酒，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走怀庆。贼火王宫，三日不绝。事闻，帝震悼，辍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殡。”彭孙贻《流寇志》记载说，“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尸王城下，承奉二人乞葬王而就死，自成许之。敛王于西关，遂自尽于侧。”

李鸿基

当时，河南遭遇连年灾荒，饥民遍野，许多走投无路的灾民争相投入农民军，李自成队伍迅速扩展至数十万人。一些与当地官府有矛盾的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李岩（此人存疑，或为虚构人物）等也纷纷加入农民军。这些有文化的士绅阶层眼光确实高于种田人，他们竭力辅佐李自成建立更大功业。这些读书人针对明末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税赋苛重的情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起义口号，做不做得到暂且不论，但这一口号确实深受广大一穷二白农民的欢迎。在中原大地上，民间广泛传诵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

彼时的李自成也一改往日的流寇作风，开始严肃军纪，禁止士卒抢掠百姓财物、淫人妻女，违者严惩，由此，李自成得以咸鱼翻身，其麾下的农民军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也不再满足于做个打打杀杀、到处流窜、喝酒吃肉的草寇，而是有了更高的志向与更长远的政治眼光。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攻下了承天，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任命外号“曹操”的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李自成独骑一匹白鬃大纛银浮屠，这是一匹最耀眼的战马，此时的李自成，开始进入辉煌时期。“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