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纸调令让张宗逊的生活掀起了一丝波澜。连续几年的批斗、审查和软禁让他几乎被遗忘。这次调令显得不同寻常，没有解释，也没有任何征兆，只要求他立刻赶往济南军区报到。

张宗逊看着调令上的字迹，隐约感觉这并非普通的任命。是谁在关注他？

1922年，16岁的张宗逊进入渭南赤水职业学校。

老师们会将社会现实问题融入课堂讨论中，让学生们了解外面的动荡局势。最具影响力的老师当属王尚德。他是当地进步思想的传播者，经常利用课堂或课余时间向学生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逐渐增加，尤其是针对外来势力与官僚腐败现象。

张宗逊很快就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他积极参与同学发起的街头宣传，不惧危险与流言，手持传单到附近的市集或街区散发，并用生动浅白的语言向周围的人解释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

两年后，张宗逊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他开始协助团内组织创办“平民教育服务团”，通过夜校的形式为工人和农民开展教育活动。

平日学习后，他与同学一道走入乡村和工厂，为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人教授识字课，并教授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常识。

没过多久，张宗逊承担了农民协会和“教育促进会”的一部分重要事务。他协助农民协会宣传减租抗税，组织村里人召开小范围的集会，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中，他负责动员更多年轻人加入，扩大学习范围。

对于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人来说，这些任务要求极高，但张宗逊处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参与推动“教育促进会”与周围的学校和农村基层组织合作，使这项工作逐步形成区域性的影响力。

1926年2月，20岁的张宗逊考入了黄埔军校。他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2团2营5连。

张宗逊学习刻苦、训练认真，还在课堂上积极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局势，这让他很快脱颖而出，赢得了教官和同学的认可。

学习之余，张宗逊每两周就去广东省农民协会，聆听周恩来的政治形势报告，这成为他思想成长的关键一步。

周恩来在报告中，生动而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他提到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

张宗逊在学校期间，以优秀的表现和突出的思想觉悟，进一步引起了组织的关注。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正式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一时期国共合作的矛盾也愈发尖锐。

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山舰事件”引发了两党之间的重大分裂。

在清楚认识到国民党的背离后，他毅然选择退出。在当时的黄埔军校，公开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放弃国民党党员身份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

1927年，张宗逊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连长。

在北伐战争接近尾声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大量牺牲，那些仍坚守革命信仰的人只能秘密转入地下或者另寻战斗方式。

张宗逊处于这个风雨飘摇的关口，本想参与八一南昌起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他随即转入江西修水，寻找党组织的指引，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保持联系。

同年9月，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重要进程。

张宗逊成为起义队伍的一员，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在起义的准备阶段，毛泽东明确指示，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士兵他们为何而战。

作为连长的张宗逊要负责将这些理念传递给士兵。他组织士兵们进行简短的动员，但更多的，是通过日常训练中的深度沟通与言传身教，让士兵们理解这支队伍同国民党正规军的不同之处。

秋收起义的第一阶段，部队的任务是发起向西攻击。

张宗逊作为先锋队的负责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进攻过程中，敌人防线坚固，地形复杂，同时起义军装备明显落后。张宗逊主动带领他所负责的连队，迅速侦查敌情，在战斗中与敌军周旋。

他指挥士兵分组隐蔽突进，瞄准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展开攻击。在敌军的集中围剿下，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在湘赣边界受阻，不得不转向东撤退。

张宗逊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突围。后卫任务危险性极高，需要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

张宗逊带领6连不断骚扰追击的敌军，他合理部署部下，用小股兵力埋伏拦截，让敌军的追兵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同时对时间的把控十分精确，在确保主力逐步拉开距离后，他才带队撤离战场。

张宗逊的指挥才能显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实战能力以及对局势的灵活性要求，张宗逊的表现充分展现了这些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逊担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西北地区局势复杂，经济破败，社会动荡。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该区域长期受战乱和匪患困扰，国民党残部、地方土匪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连，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安定。

张宗逊着手整顿军队，加强部队组织建设和指挥体系。他强调兵员的灵活分配与基层军事指挥的严密性，亲自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确保先对最具威胁性的顽匪集团进行逐一清剿。

为了更快打击这些势力，他组织部队分片包干作战，结合情况灵活调度人力和资源。

短时间内，解决了一批盘踞在陕甘宁地区的大、中型土匪组织，有效控制住了局势，稳定了治安。除了剿匪任务，张宗逊还肩负着推动西北地区经济和政治体系重建的重任。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他严抓法治建设，清理了地方留下的冗官污吏和腐化风气，推动司法和行政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彭德怀奉命赴朝鲜前线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为了保障国内大后方的稳定和抗战物资的供应，毛泽东特别批准由张宗逊代理西北军区的工作。他指挥部队对仍有残余活动迹象的国民党和反动势力进行了清查，彻底消除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为了确保西北地区支援抗美援朝，他调动大批运输车辆和人力物资，从西安等地向东北地区调拨粮食、棉布、药物以及武器装备。

1960年代中期，全军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大比武”运动。

张宗逊作为当时重要的军队领导干部之一，对这一运动给予了极大支持。

他推进实施这一教学法，同时关注如何将训练成果转化为部队战斗力。他经常下到基层视察训练情况，听取团级甚至连级指挥官的汇报，指导实际操作，提出改进意见。

101作为当时军队的核心人物之一，强调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极力推行“突出政治”的指针，与郭兴福教学法中“以实战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形成矛盾。

101对张宗逊的工作开始不断挑刺，有时直接否定他的决策，甚至在会议中公开质疑他的军队领导方法。101将张宗逊视为 “反对突出政治”的典型代表，在军内逐步制造针对性的舆论压力。

张宗逊被扣上“三反分子”等沉重的罪名，不仅被剥夺职务，还成为专案重点，遭到严密审查。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张宗逊被公开批斗，多次经历了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甚至失去了自由。

1971年，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政局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事后的某次军委讨论会上，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突然间问起：“张宗逊上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感到意外，他仓促回答说张宗逊目前正在济南军区任职。

但实际上，张宗逊并未正式出任那里的职务。很快，相关部门向张宗逊发出调令，要求他前往济南军区报到。

收到调令的张宗逊虽然不解原委，但仍立即按照指示前赴济南。事后，他得知这一转机源于毛主席的提问时，沉默良久，几乎一度哽咽：“原来主席还记得我张宗逊。”

在济南军区工作两年，1973年，张宗逊被调任总后勤部部长，一直兢兢业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后勤保障方面建立了完善的体系，为我军战斗力提升奠定了基础。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张宗逊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秘书告诉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伤亡惨重。地震持续仅23秒，整个唐山市已成为废墟，90多万人受伤，24万余人遇难，现场一片人间炼狱。

华国锋紧急召开会议，部署救灾行动。

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被点名负责灾区后勤保障。他立刻调配全军各大单位的物资，调动运输力量，并亲自跟随救援队伍赶赴唐山灾区。

时间就是生命，张宗逊迅速组织人力，调运粮食、药品和帐篷。他强调：“先救人，后安置！绝不能让灾民挨饿受冻！”

在他的统筹下，不到一周的时间，唐山数十万民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大量食品、药品、饮用水和简易住房陆续送达，确保了灾区人民的生存需求。

华国锋得知后，对他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

1978年，张宗逊正式退休。他将自己的积蓄捐给灾区，并资助当地小学建设，帮助孩子们重返校园。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教育，而人民的安居乐业才是他一生奋斗的意义。

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离世。新华社在讣告中写道：“他为了党和人民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他也在钻研军事科学，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资料：

[1]张彦台.由井冈山成长起来的上将:张宗逊[J].党史博采（下）,2010(9):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