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场政变的参与者如何形成团体，一直是学界未能完全解决的谜题。

表面上看，五王似乎是临时拼凑而成，但深入研究发现，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隐秘关系网络。

狄仁杰和姚崇这两位幕后推手扮演了什么角色？

政变前后：李旦势力的集结与受制

神龙政变是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由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所领导的诛杀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并且逼迫武则天交出皇位的一系列政治行动。

因为亲临一线的张柬之等五人事后纷纷加官进爵，异姓封王，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为“五王政变”。

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累积了不少成果，但是目前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即五王乃至整个参与政变的团体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旧唐书》虽然将五王的传记列在一处，却很难找到五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司马光认为：“柬之等五人偶同时在位，协力立功。”

而张柬之对政变另一头目李多祚的拉拢发生在神龙元年(705)正月一日，当月二十二日政变发生，这也给人一种临时拼凑的感觉。

胡戟认为：“朝臣们是按照各自对二张的态度分派，按对这场斗争前途的预测抉择自己的立足点的。”

政治利益固然是参与者做出选择的出发点之一，然而唐前期宫廷政变虽然频繁发生并且屡次得手，实际上变数并不小。

仅仅基于利益而临时结成的集团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距此事不远的节愍太子之乱就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

在这一不利情况下，这场政变不仅诛杀宠臣，还一举完成了嬗代。神龙政变的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隐秘关系，不少学者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一句出发，分析相王李旦在政变中起到的作用。

孙英刚注意到李旦与南衙宰相之间的关系，指出：“睿宗一向与南衙的宰相联系紧密。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王兰兰认为：“李旦有强大的相王府势力集团，其成员积极参加了政变。”

这些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相王李旦在神龙政变前可能掌握着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但目前来看这一问题还存在着继续深入的空间。

首先，目前的研究习惯上将五王作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认识容易忽视袁恕己与其他四人之间的微妙差别。

其次，将相王府成员等同于相王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相王势力的范围;还往往容易忽视另一种情况：王府的官员在特定的时期并不会支持府主。

其三，由于相王势力不太可能是从中宗逊位时期的豫王府势力延续而来的，所以这一势力产生的时间及其发展过程需要进一步界定。

最后，如果相王的确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甚至主导了神龙政变，由此便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何最后登上皇位的仍然是皇嗣李显，而不是相王李旦。

政变背后的关系网络

五王是政变中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其中张柬之、桓彦范和袁恕己在长安末年任司刑少卿，崔玄暐和敬晖则任职于文昌台，五人来自于司法和行政两个不同的系统。

来自不同部门的张柬之和敬晖却是关系最密切、行动最早的：凤阁侍郎张束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建策将诛之。束之遽引桓彦范及敬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

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

几人的核心是张柬之，《旧唐书》称“及诛张易之兄弟，柬之首谋其事”，而他首先托付的就是桓彦范和敬晖，可见两人深得张柬之信任，得以较早地加入计划。

如果张柬之因为同僚关系而对桓彦范信任有加还不难理解，那么从未就职于文昌台的张柬之又为什么信任敬晖就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政变队伍来到武则天面前时，她对崔玄暐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

表示她无法理解崔玄暐的背叛，考察崔玄暐的为官经历：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暐，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暐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

武则天一度对崔玄暐颇为看重，她的埋怨不无道理。同时这一埋怨更表明她多少还能理解其他人的逼宫行为，那么她所说的“因人而进”是因何人？有何共通点？这些或许是深入了解这一政变队伍的关键。目光首先聚焦于狄仁杰，《资治通鉴》引《狄梁公传》以为：张束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皆为公(狄仁杰)所荐。

公尝退食之后，谓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五公心知目击，悬悟公意。”司马光并没有采信这一说法，他不但觉得五人的合作实属偶然，而且还认为“作传者因五人建兴复之功，附会其事，云皆仁杰所举耳”。

他们五人与狄仁杰不是全然没有关系，《旧唐书·狄仁杰传》谈到狄仁杰引荐了桓彦范、敬晖、张柬之”。这一点可以在桓彦范的传记中得到印证，桓彦范“少以门荫调补右翊卫。

圣历初，累除司卫寺主簿。纳言狄仁杰特相礼异，常谓曰：‘足下才识如此，必能资质远大。’寻擢授监察御史”。更进一步考察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的情况，可以发现张柬之与敬晖的初识可能正是这次推荐的副产品：仁杰对曰：“文学蕴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

张柬之先由荆州长史转为洛州司马，《通鉴》将这一事件系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七月，这个时间并不准确。

根据“长安中，张柬之代(杨)元琰为荆州长史”，张柬之任荆州长史已经是长安年间了，而狄仁杰在长安三年(703)九月逝世，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长安元年(701)至长安三年(703)九月前。

张柬之任洛州司马的时间同样在这段时间内，此时的洛州长史即张柬之的直属上司恐怕正是敬晖。

敬晖于“大足元年，迁洛州长史。天后幸长安，令晖知副留守事。在职以清干著闻：玺书劳勉，赐物百段。

总之这一段上下级经历是张柬之与敬晖结交的开始，而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张柬之选择与敬晖合作，并且可能由此结交了与敬晖同在文昌台的崔玄暐。除狄仁杰之外，姚崇是另一位凝聚五王的重要人物。

他也对张柬之的仕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束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唯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束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这一事件发生在长安四年(704)九月，即姚崇即将启程前往朔方前，经过狄仁杰和姚崇两人接连的推荐，张柬之方以八十岁高龄为相。

当时姚崇的另一身份是相王府长史，袁恕己为相王府司马，这两人除了同事关系外又加上了一层联系。

除了举荐与被举荐的关系外，两人还有私下往来。“(康希铣)与狄仁杰、岑羲、韦承庆、(韦)嗣立、元怀景、姚元崇友善。

至是成倾朝同赋诗以饯之，近代未有此比”。两人拥有共同的好友，一同吟诗送别，私下关系应当不错。张柬之的升迁以及五王之间的交往实际上出自一对同盟的运作。

政变发生前夕狄仁杰已经去世，姚崇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