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风景路北端（明御窑厂遗址）发现元代官窑瓷器残片。这些器物在元代仅供帝王使用，称为‘御用器’。专家推断，出土的瓷器残片属于文宗时期的官窑制品。”中国古陶瓷专家叶佩兰在其著作《元代瓷器》中提及了这一重要发现。“由于该遗址南接主要交通线，北侧覆盖现代建筑，加之工期紧迫和环境恶劣，未获得充分地层学资料或年代标志物，因此其残片需采用标准学进行判定。”
这是中国关于元官窑瓷器出土最权威且确切的记录。据记载，在天历年间，元文宗复位后，曾命令景德镇浮梁瓷局销毁元明宗登基所制御用瓷器。这些瓷器残片成为了天历年政变的证据。历代王朝更迭中，战乱常导致珍贵文物损毁。然而，尽管这些文物残破，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仍显著。作为历史的静默见证者，这些文物为研究那段岁月提供了宝贵的实证。
幸好《元瓷新鉴》一书介绍了五款元官窑实物，包括蓝釉白龙纹玉壶春瓶、蓝釉白龙纹梅瓶、蓝釉釉里红鱼纹梅瓶、红釉青花鱼纹葫芦三管瓶和红釉青花鱼纹玉壶春瓶。这些精美的元官窑瓷器都是《元瓷新鉴》的作者砚鸿先生发现的。这是继英国学者霍布逊和美国波普博士之后，全世界元瓷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为深入研究元瓷提供了新视角。然而，尽管其很重要，但它未能获得国内外文物界应有的关注，反而被随后兴起的元青花热潮所掩盖。
为了填补元朝历史遗留的空白并证实元官窑瓷器的存在与价值，必须寻找更多实物。2008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马未都说收藏》一书中，马先生向读者介绍了一款元代带有“内府供官”铭文的孔雀绿釉大罐。此罐设计典雅，以蓝绿为主色调，并在口沿处饰以金色。整体美观大方，具体流传至英国的时间和经过已不可考，现收藏于戴维德基金会，供公众观赏。
在扬州博物馆展出的霁蓝釉龙纹梅瓶是元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尽管瓶身未刻铭文，其尊贵气质仍然显而易见。
通过众多实物证据，可以确认元官窑瓷器的存在。这些瓷器种类繁多，器形精致，色彩艳丽。它们曾是七百年前的瑰宝，如同流落人间的“王妃”，在那个时代尽显风华。
中国元瓷的研究，外国人率先进行了探索，这是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我们中国人应当承担起扭转局面的责任。一个具有智慧的民族应具备卓越的创新能力，发现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
80年代以来，众多文物与当代人不期而遇，成为重新发掘历史遗珍的黄金时代。
2023年7月，一位朋友向我展示了一只元代白瓷瓶。他告诉我：“你看这个瓶子，里面别有洞天。”我仔细观察后发现，瓶壁内侧呈现出一条蓝色的龙和一只蓝色的凤凰，周围环绕着红色的火焰纹，并刻有“内府”二字。瓶底刻有凸起的篆体“官”字，细观其瓶型，让我联想到草原上老牧民旋转着碗饮奶茶的情景。
这种瓷器的创新思维非同寻常。这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只有他们才能产生这样的灵感。我怀疑这是否是元代官窑瓷，因此我立即将其收藏起来。
我收藏了具有相同瓷釉、画风和制作工艺，但造型各异的“内府”白瓷，包括花瓶、笔洗、斗笠碗、高足杯等。这些器物均饰以蓝色龙凤纹和“内府”字样，底部均有凸起的篆书“官”字。尽管它们的原持有者来自内蒙古、云南、福建、河南、浙江等不同地区，反映出这些瓷器曾遍布全国。经过分析，本人认定这些瓷器非赝品。仿冒者通常生产规模有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制作出统一风格的产品。此外，其精湛工艺亦非易事。
此类器物之所以遍布全国，合理的解释是：元朝政权崩溃后，宫廷中的王公贵族四散逃离，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这些白瓷。随着时间的流逝，数百年后的今天，在公众对元代瓷器的高度重视下，这些珍贵文物得以重现世人眼前。
为验证我的观点，我携带瓷器前往北京请专家鉴定。他一瞥便断言：“不可能！”并透露近期有南方人持相似瓷器求证，他认为古代无此高级工艺。然而，他提及的“南方人”，这一信息支持了我的推断。正如古语所言，“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有所长。
该专家虽在瓷艺领域见解深刻，但对白瓷认识尚浅。实际上，内有暗龙纹和暗花卉的白瓷已在《瓷器·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全集》一书中得到详细介绍，该书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6月出版。例如，书中对一件明永乐时期的白瓷碗进行了评述：“碗内壁饰以龙纹，外壁刻绘莲纹，覆以甜白釉，展现了如飞龙腾空、清莲初露般的艺术境界。”
此外，一些专业文献将这类瓷器称为影青薄胎暗花杯，并认为其起源于宋代的影青工艺。这一推论颇具道理，因为科技进步往往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专家鉴定时，我怀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希望确认我的发现，另一方面渴望与他们共同深入研究元瓷。然而，专家断言“不可能”的回应，让我感到沮丧。
在看门派重名气的时代下，对于我一普通人而言，更需坚定信念，毫不犹豫地迈进。勇气与责任心是我前行的关键，缺乏它们便意味着功败垂成，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不可怕，关键在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错失良机可能带来长久的遗憾。
幸运的是，一位福建朋友藏有数件元代白瓷器。我询问其是否藏有元代铭文蓝釉瓷器，该朋友确认有此藏品，并提供了蓝釉、红釉及白釉瓷器的样本供参考。
根据对这批瓷器的器型、釉色和制作工艺的观察，它们与文物书刊中介绍的特征一致，并且均带有“内府”、“枢府”铭文。参考元代历史资料，得知福建泉州自宋朝起便是中国重要的海上运输口岸。
元朝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泉州的地位愈发显著，大量景德镇瓷器从江西出发，经泉州港运往世界各地。同时，元朝官府用瓷也通过泉州海路输送至北京。结合1988年5月在景德镇出土的文宗时期御府器残片，推测这批瓷器可能与元官窑残片存在某种联系。
古文物在未得到社会认定之前，不具备市场价值，同时也是其流失风险最高的时期。例如，100年前，中国敦煌经卷在未被社会认定时意外被发现，随后不幸地遭到多国文物贩子的盗窃，他们利用驼队将其运走。这一事件至今仍让国人深感悲痛。因此，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丑行在中国重演。古人有言：“时也，命也。得时不为，非智也；临时不断，非勇也。”面对我国大量文物外流的严峻情况，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抢救这些珍贵遗产。
然而，由于这些文物已经散落民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使它们得以归还。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助市场机制。因此，我请求福建的朋友帮助我收集相关器物。经过不遗余力的努力，他为我找到了带有铭文的白、黄、绿、紫、黑釉瓷以及五彩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刻有鸟篆体唐诗的枢府梅瓶和酒罐，这些瓷器的独特身份由此得到了证实。
经过审阅梅瓶与酒罐上的题诗，发现它们皆出自唐代诗人之手，且均为其杰出作品。这些诗词一部分描绘了当时的民风民俗，另一部分则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人生和历史的洞察与批判，流露出一种被压抑的英豪气概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鸟篆体的书法艺术，这绝非文化修养浅薄者所能创作。综合分析，能够鉴赏并书写此类诗作的人非同小可，推测他们可能是长期追随元明宗的朝廷高官。
明宗时期，元朝已建国五十多年。蒙古贵族享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其中不乏精通蒙汉文化的全才。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思想境界，也体现了其文化素养。
根据时间分析，元明宗定于天历年八月十五日在大都举行登基庆典。如果瓷器不能在八月初运抵泉州，则海路运输至大都的时间难以确保。瓷器滞留泉州与政变时间紧密相关，推测该批瓷器极有可能为元天历年政变遗物。若能抢救此文物，将填补元朝历史研究空白，为专家学者提供元瓷、元史研究的重要线索。因此，我决心不遗余力追踪此事直至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