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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念辞欤
前言
在20世纪初的湖南，一个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燃烧。1920年，年轻的毛泽东在长沙创建了文化书社，这不仅是一个书店，更是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当时的湖南省政要谭延闿，虽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却未能预见到这个小小书社将如何改变中国的历史。
十年后的1930年，当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再次攻打长沙时，谭延闿深感后悔，不禁感叹：“早知道这样，我当初还不如一枪毙了毛泽东。”那么，这位曾经的省政要，为何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思呢？
下面小辞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湖南的历史长河中，谭延闿这个名字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他的故事，既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历史变迁的缩影。
谭延闿出生于清朝光绪五年（1880年），他的家族背景显赫，父亲是咸丰年间的进士，曾任两广总督。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长大的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五岁时便步入私塾，他的童年充斥着文学和诗歌的熏陶，每隔三天便要完成一篇文章，五天一首诗，这样的训练让他的文学素养远超同龄人。
他的才华早早就显露出来。曾有一次，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见过他，便评价他为“奇才”。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
谭延闿的人生轨迹在13岁那年开始改变，当年他一举考中秀才，这一成就对于他来说只是开始。之后他四处游历，拜访名师，汲取知识。1904年，谭延闿参加了会试，并荣获“会元”称号，这在湖南两百多年的科举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因此在当地名声大噪。
谭延闿的命运似乎总是与非凡相伴。在参加殿试时，他的书法和文章深深打动了慈禧太后，太后原本有意将他点为状元。但一看到他的姓氏和籍贯，太后的心情骤变。
她想起了谭嗣同，一位曾经反抗她的湖南士子，这让她对谭延闿产生了厌恶。谭延闿从可能的状元降为了二甲三十五名，这样的变故无疑是对他才华的一种讽刺。
谭延闿，这个曾经的清朝高官之子，在历史的巨轮下展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选择。他从早年在官场的辉煌到晚年的淡泊名利，他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
早在清朝末年，谭延闿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满清王朝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他的这一洞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英明的决定：放弃仕途，回归故里。在湖南，他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沉浸于书法和教育，成为了当地一位备受尊敬的文化名士。
在这个关键时刻，谭延闿与孙中山这位革命领袖的交往，无疑是他人生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他们的友谊始于共同的理念和抱负，孙中山对于谭延闿的才华和眼光深表赞赏。这段友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一位清朝大官的子弟，怎会与革命家孙中山成为挚友？
谭延闿对孙中山的信任和支持，体现在他对重要职位的拒绝和推荐上。当孙中山提议让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反而向孙中山推荐了蒋介石。这一举动，不仅为蒋介石铺平了道路，更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
在私人生活中，谭延闿的选择也同样令人瞩目。孙中山曾意图撮合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但谭延闿因对故妻忠贞不渝的感情，再次婉拒。在这一过程中，他再一次将蒋介石推到了前台，不知情的蒋介石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婚姻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竟然源于谭延闿的一番推荐。
谭延闿的人生，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他虽不愿站在历史的前台，但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在无声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个人抉择的叙述，更是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反思。
1920年夏天，湖南长沙的潮宗街见证了一个特殊时刻：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一起开创了文化书社。这不仅是一家普通的书店，它还承担着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使命。更隐秘的是，它还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联络点。
在这个重要时刻，湖南省督军谭延闿意外地出现在了这个场景中。他不仅亲笔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牌匾，还亲临剪彩仪式，这对于文化书社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政治“保护符”。谭延闿的这一举动，更是因为他在民国高层中被誉为书法家，其题字本身就价值连城。
那么，为何谭延闿会对一个年轻人开办的书店如此关注？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事实上，谭延闿对毛泽东的兴趣源于后者在报刊上的积极表现，尤其是提出“湖南自治”的主张，这一点与谭延闿不谋而合。然而，两人对于“省内自治”的看法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谭延闿是出于解决南北冲突和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毛泽东则是为了建立属于湖南人民的政权。这种差异在后来引发了不少争论。
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这两个看似立场迥异的人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有过交集。那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包括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在广州的春园居住，而谭延闿的简园恰好就在附近。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访问谭延闿的简园，希望争取他对国共合作的支持。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湖南，历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30年8月23日，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这一时刻，毛泽东和朱德共同制定了战略，向长沙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红军的英勇，还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让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势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场历史的潮流中，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却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他懊悔自己当初没有消灭掉毛泽东。这种感叹，实际上源自十年前的一个决定。1920年，正是毛泽东在湖南大力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还创办了文化书社，致力于解决湖南人的“思想饥荒”。
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湖南的“脑子饥荒”比“肚子饥荒”更为严重，尤其是对青年人而言。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解决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文化书社，为青年人提供新思想、新文化的营养，从而改变中国的未来。
在这场历史变革中，谭延闿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作为清朝最后一届科举湖南地区的“会元”，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在殿试中表现出色，最终成为翰林。他的支持，对于毛泽东在湖南传播新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谭延闿可能没有预见到，他的这一决定会对中国的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当他在1930年的战役中见证了红军的勇猛和人民的支持，他可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意中助推了历史的巨轮。
这段历史故事不仅是关于两个人物的交织，更是关于思想改革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的洪流时，每一个决策都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影响。
从小生长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中，他目睹了父亲对待母亲的种种态度，这些家庭背景和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婚姻的看法。1895年，他迎娶了官家女方榕卿，两人的婚姻生活美满和谐，一直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不幸的是，1918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这对谭延闿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立下了终生不再娶妻的誓言，坚持一夫一妻制，成为民国时期的楷模。在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中，谭延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蒋介石对宋美龄展开追求时，面临着宋家的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找到了谭延闿，希望他能说服自家母亲。谭延闿以自己与宋家的特殊关系，成功地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牵线搭桥。
在谭延闿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医院明白自己的病情不乐观。在这一刻，他将女儿的婚事托付给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表明了对这对夫妇的信任和依赖。不久后，谭延闿在南京离世，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他的墓地被安置在孙中山先生的中山陵旁边，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最高礼遇。
谭延闿在告别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之后，他的生活迎来了新的转折。此时的他不再被政治纷争所束缚，终于有机会沉浸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之中。
谭延闿的一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他从清朝的官员到书法大家，再到政治家，最终成为美食家，每一步都走得如此出色。他的生活和成就，不仅展现了他的多面性，更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事物的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