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勇猛、贪酒、粗犷，虽然早已身死1800多年，但张飞依然凭借着《三国演义》的文艺作品的广为流传而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鲜明的符号和重要组成部分。
但《三国演义》和民间戏曲中说的都是真的吗？历史上张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兴许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古墓现世1985 年，四川一处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突然工人们发现了脚下土地的异常。他们在挖掘的土坑中找到很多切割齐整、质地坚硬的砖石。在掘出的土中，他们还找到很多如陶片和图案古朴、形同塑料的薄片。
工地管理人员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可能挖到了文物，因此立即通知当地文物部门前来考察。根据石砖与陶片，考古专家初步断定其为古墓。根据“塑料薄片”的质地与花纹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座汉代古墓。所谓薄片并非塑料，而是汉代漆器的碎片。
随着文物部门对现场“抢救式”挖掘的推进，整座墓葬的大概形状已初步显现。经过考古学者对陪葬石碑等文物的考察，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里正是张飞墓。
张飞，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名将，其威名远扬。不管是《三国志》等正史，还是《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张飞都被描绘成勇猛无比，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深受后人敬仰。张飞墓的发现，对于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对张飞墓进行整理发掘的过程中，一件文物出现令人眼前一亮，那就是丈八蛇矛。这杆“猛张飞”专属传说兵器，静静地躺在墓室的一侧，陪伴着自己当年的主人。
说来，丈八蛇矛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时，考古人员在清理墓室角落时发现一个极长且腐蚀严重的木盒。在打开木盒后，只见一件物体被层层丝绢包裹其中。当专家们小心地拨弄开丝绢之后，才发现这正是张飞当年使用的武器——丈八蛇矛枪
尽管历经千年岁月，但蛇矛并没有因此而遭遇严重的腐朽毁坏，依然散发着勇猛威严之气。矛身修长，矛头尖锐，上面的纹理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曾经金戈铁马的岁月。
作为张飞的标志性武器，在其墓穴中出现丈八蛇矛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何经历千年，蛇矛的状态为何依旧完好?这非但只与墓穴长期密闭，氧化较少有关，更在于其特殊的制作工艺。
从材质方面来看，丈八蛇矛的材料非常考究，并非由单一金属打造。经过X射线荧光分析，人们发现古代工匠在锻造蛇矛时采用特殊的合金材料。除铁之外，这种材料还包含铅、锰、锡、铜等成分。
这种复杂的合金材料，不仅为武器赋予更加更强的硬度，还能在表面形成抗氧化的“保护层”，防止蛇矛内部材料发生进一步腐朽。
另外，古人在制造丈八蛇矛时，可能运用了类似于越王勾践剑那样的防锈工艺。由于我国“密不外传”的糟粕思想作祟，古代大量先进的工艺都因此失传。丈八蛇矛的现世无疑为我国历史学者和冶金学者提供了了解古代先贤金属锻造技法的可能。
除了丈八蛇矛之外，人们还在墓穴中发现大量的竹简与字画残片，再度引发人们对历史上张飞本人的好奇。
别样张飞在我们概念中，张飞应该是一个对哥哥忠心耿耿、豪气干云、作战勇猛的“武夫”形象。进入新千年，国内影视圈掀起重拍“四大名著”的热潮。其中《新三国》和《新水浒》中张飞和李逵干脆就是一个演员扮的，演起来也差不多，足见其“刻板印象”之深。
但事实上，在不少古人眼中，张飞可能是一个更加细腻且颇有些才气的人。他并非是“一言不合就开干”的莽夫，反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更为复杂立体的人。
相传，张飞并非只是一介武夫，实际上在绘画和书法上也有一定功底，说他是一个爱好打仗的文艺青年并不为过。
据清代很多书籍，如《历代画征录》、《画髓元诠》中都有“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的记载。相传有一天张飞的妻子夏侯氏与其生气闹矛盾，张飞几经示好都不能缓解关系。最后是依靠照着夫人样貌画的美人画，才哄好了妻子，夫妻二人重归于好。
另外，在一些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发现，张飞擅长书法，其书法作品气势磅礴，笔力刚劲，其代表作便是“刁斗铭”、“立马铭”和“真多山题名”。
现在中国四川东部渠县的八濛山摩崖石刻《张飞立马铭》是其真迹，字体雄浑大气，展现出了不错的书法造诣。南北朝时期梁人陶宏影的《刀剑录》也记录了张飞的书法作品。
在明代著名文学家，“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作者杨慎的《丹铅总录》中，便记载了张飞的“刁斗铭”，称此铭文字很漂亮，“文字甚工”、“飞所书也”。杨慎在描述中还引用了“张士环”诗作为张飞手书的赞词，
在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所编写的《新刻增补艺苑卮言》中对张飞写“刁斗铭”也有类似的评价。王世贞认为“张飞手书‘刁斗铭’书法妙绝，又甚奇!薛仁贵亦有《周易觯》行世。”
在史学考究上素以严谨著称的王世贞也认可张飞的书法水平，并将之与唐代著名儒将薛仁贵相提并论。可见张飞非常有可能也是一位儒将，只是显露的时候不多。
不过必须要承认的是，后世对张飞是否精于书画有很大的怀疑。据包括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沈伯俊等学者考究，关于张飞善书画的说法，真实性不牢靠。这理论多半出自杨慎，而杨慎本身就有炮制这一说法的潜在原因。
因为杨慎是四川人，直到明朝中期前，四川文坛在文人圈中的声量远低于中原和江南地区。因此杨慎当时确实有“杜撰”出张飞善文的说法，为家乡“找找场子”的动机。而且这种事在我国古代，甚至在现当代都并不稀奇。
如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所提到的，“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竞美所居，谈过其实”的评价。而且在杨慎的其他史学著作中，史料错误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比较多。因此，如四川沈伯俊、台湾罗盛吉等两岸学者对其真实性普遍存疑。
但除了杨慎外，还有很多书籍都认可了张飞“文艺青年”的身份，相信张飞的书法即便在三国时期称不上最顶尖，但放在我国历史，特别是武将群体中，也算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一档。
但为什么明知张飞是文艺青年，可《三国演义》等作品依旧要将其塑造成莽夫形象呢？背后在迎合什么呢？
形象之变
其实观察张飞形象转变的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我国古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在《三国志》中，作者陈寿评价张飞“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义释严颜，有国士之风。...暴而无恩。”可见在真实的历史上，张飞不仅勇猛，还残暴。
根据这一情况，我国早期的张飞祠就带有浓重的“厉祀”色彩，予人阴森感。但经过宋元的转变和明清发展，张飞的神格也从戾狠骇人之阴神转化为护民保乡之阳神。
从宋期起，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通俗文艺的发展，三国历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讲说三国英雄的故事时，往往喜欢按照市民自身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改造历史，改塑人物。
由于长期“北强南弱”的局势，为寻求心理平衡，寻求慰藉感，当时民间都有强烈的“尊南贬北”思潮，文人也在艺术作品中逐渐提高蜀汉地位，以映射几经艰难，长期打不过北方政权，但手握正统的“自己”。张飞的形象也跟随着蜀汉地位的抬升，开始“由负转正”。
而在庶民娱乐大兴起的明朝与清朝，在大一统的状态下，大家无需为时政而“顾影自怜”，反而更加重视取悦自己。作为戏剧常见的题材来源，三国中张飞的形象得到彻底改变。
基于市民审美趣味之市井娱乐创造下，娱乐作品中之张飞的形象从勇猛残暴的将军，变为更加“接地气”的莽汉，即充满喜剧意味、粗中有细、幽默诙谐，甚至带有几分狡黠机智，能智取对手。
罗贯中在塑造《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时，除了保持历史人物张飞忠于刘蜀集团、勇猛善战的基本特点之外，主要按照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观重新为张飞设计出全新的“人设”。
张飞虽然常常因为喝酒误事，但心地不坏，没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杀气。而且张飞身上的毛病，在许多平民百姓也能找到，是可以接受的缺点。而且因为这些“可爱”的缺点，反而离普通人越近，让观众越亲切感。
再加上张飞在《三国演义》中“颇有家资”的屠户身份、粗俗但贴合大众的言行、心直口快、爱憎分明、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可以让观众将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中，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看爽文”的“爽感”。这也是张飞即便不是领袖，也在“三国迷”中人气颇高的原因。
张飞墓和丈八蛇矛的发现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也让我们对那些重要历史人物有了更为客观、真实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历史谜团在考古学家们的努力下被解开，为我们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参考文献：
《浅谈猛张飞的另一面》2009年第1期《巴蜀史志》
《历史上的张飞究竟什么样？》2006年第1期《文史知识》
《张飞形象：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2005年第2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