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朝建立之初，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北元的存在却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当时的形势是北边存在着儿支比较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史称“匕元”。

北元兵力“不下百万众”，地域“不下数千里”，在北方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战略态势，成为新生的朱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而南方尚未统一，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仍割据云南。

面对社会动乱，人心不稳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制定和实施了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对北元的民族政策，为新皇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贡献。

朱元璋正视北方应昌、和林政权是元朝统治的延续的事实。他认为元朝“运虽去而祀或未终”，因此，他“忧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

为了制止北元的侵扰和复辟，巩固新皇朝，他在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交替进行的战略意向指导下，采取了以下具体策略。

朱元璋针对明朝初建，北元势强的形势，在对北部地区用兵时，特别注意审时度势，养精蓄锐。

他提醒徐达、汤和等统帅，谨防蒙古“伏精兵于近塞，以特我师”巴。告诫他们在确实弄清对方虚实之前，大军切勿轻易出塞。

他采取了积极防御为主、进军为辅的策略，并非“犁庭扫穴”式地摧毁蒙古。

朱元璋在位期间，一直坚持不懈地积极备边。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往北平、山西等地，训练士卒，修缮城池。

北平自永平今河北卢龙、蓟州今天津蓟县，密云以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九处。山西在雁门关、太和岭以及武朔诸山谷间七十三处关隘，皆设重兵把守。

紫荆关、芦花岭则设千户所守御。洪武九年，命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把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垠一百九十六处。

洪武十五年!，于北平都指挥司所辖关隘二百处，又在大宁今内蒙宁城西设北平行都指挥司，以各卫军卒戍守。

李文忠攻克上都今内蒙多伦后，设开平卫及兴和千户所守御。洪武二十五年，建东胜城与大同隔河相望。

又沿长城一线自东向西设置辽东镇今辽宁北镇，后移辽阳、蓟州镇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宣府镇驻今宣化、大同镇驻大同、山西镇太原镇、驻偏关，后移宁武、榆林镇初驻绥德，后移榆林、宁夏镇驻银川、固原镇驻固原等“九边”军事重镇，设重兵，日夜守护要塞。

至此，绵延数千里的明朝北部边境都加强了军事设防，有效地稳定了边防的局势。

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初编《皇明祖训》时，就定立了分封子弟为王的制度。总的政治目的是使其子弟、“据名藩，控要塞，以分割海内”，“翼卫王室”，巩固皇权。

其中，“分王内地用资夹辅焉”，主要目的是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并监督地方官吏。

而所谓塞王，则主要是为了抵御蒙古入侵，成为其积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

从地理布局看，燕王朱棣驻北平今北京，辽王朱植驻广宁辽宁北镇，宁王朱权驻大宁今内蒙宁城西，谷王朱穗驻宣府河北宣化，代王朱桂驻大同，庆王朱橄驻宁夏宁夏银川，肃王朱筷驻甘州甘肃张掖，秦王朱核驻西安陕西西安，晋王朱相驻太原。

这些塞王星罗棋布于长城内外成为捍卫皇室、防御蒙古的一道屏障。

北方塞王在诸王中军力最强，如宁王“带甲八万，革东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

燕、晋二王也长驻北方，筑城兴屯，训练军队，士马精良。北方塞王成为朱元璋积极备边的重要依靠力量。

当然，明初分封诸王，无疑是封建社会后期专制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矛盾产物，后来转化为皇权的对立物，并酿成“靖难之役”。

这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但北方塞王在明初备边御蒙中所起的作用则应肯定。

朱元璋在积极加强边防的同时，为防止北元欲图恢复中原而进行的侵扰和掠夺，实了坚壁清野。

洪武四年，命魏国公徐达，强制北平山后三万四千五十六户居民迁徙内地，散外卫所，原为军籍者，照常发给衣粮，原为民籍者则分给田地，从事耕作，实行坚壁清野。

这样做的目的，是鉴于蒙古铁骑，出没无常，一旦来犯，则有缓冲地带，既可减少损失破坏，又将使其一无所获而受挫，不能长驱深入而被迫后撤。

朱元璋一面告诫镇戍北疆的将领不得轻易出塞一面指令他们“事不得已，??总率将士，注镇边睡”，进行武力征伐。

其战术布署是，两路分兵，同时进攻据守定西的扩廓帖木儿和远遁大漠的北元主。出其不意，使之疲于自保而难以彼此应援，以便各个击破。

洪武二年，命左副将军冯宗异率师至临挑，首先迫使占有兵众地险优势的元将李思齐投降。

洪武三年，命大将军徐达出西安，攻定西左副将军李文忠，右副将军冯胜出居庸关，攻应昌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境。

四月，元惠宗死于应昌，其子爱鳅识理达腊嗣位。五月，李文忠破应昌，元主逃遁漠北。

洪武四年，北元辽阳守将平章刘益奉表归明，乃置辽阳指挥使司。

不久刘益为元将所杀，但张良佐旋杀元将，复为明守。

洪武五年，命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分兵，出击塞北，追歼北之残余势力。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北元军力削弱。

朱元璋采取“来者御之，去则勿追”的对策，使北部边防，稍得安宁。洪武十四年，派傅友德、蓝玉等进攻云南，元梁王兵败自杀。次年，明军攻占大理，云南悉平。

洪武二十年正月，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等率师二十万北伐纳哈出。

纳哈出孤军无缓，势劣而降，辽东平定。明征服辽东后，切断了北元与高丽的联系。

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建立朝鲜国后，更断绝了与北元的宗藩关系，北元更加孤立。

洪武二十一年，命蓝玉为大将军，率军深入漠北，大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爱酞识理达腊子于捕鱼儿海贝尔湖。

元主北逃和林途中为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所杀，北元附马及其部属均降服。

朱元璋打击蒙古北元势力的斗争，历时二十年，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从此北部边境获得了几十年的安定。

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因此，除了军事上“以威服之”外，还采取安抚怀柔手段，争取“以德怀之”。

所以即使在对北元军事征伐期间，也从未忽略对其最高统治集团采取怀柔分化的政策，以期蒙古地方势力脱离北元领导核心，而使各地方势力之间也难以聚结。

洪武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元惠宗妥欢帖睦儿病死应昌后，朱元璋按照封建皇朝的惯例，认为元惠宗在位三十余年，不可无谧，遂命礼部溢为“顺帝”，并亲自草拟祭文，赐给牲礼，遣使吊唁。

声称“闻君段于沙漠，联用侧然”，表示悼念。同时，遣使诏谕各部称“联即为天下主，华夷之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后又致书北元主，宣布“倘若臣服于明，尚可为一邦之主”，可“藉我之威，号令部落”。

接着警告他“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则大举六师深入沙漠。

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恫吓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洪武十一年六月，北元主爱娥识理达腊死，脱古思帖木儿继立朱元璋闻讯后，不顾关山遥隔，一如既往，遣使吊祭。

以上都表明朱元璋以正统自居，对北元统治者采取笼络怀柔政策，实质上是认为元朝天命厌绝，强调明朝取而代之是顺天应运的结果，以促其归顺。

直到朱元璋在位的后期，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北元统治集团的争取。

洪武二十三年，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北行岭北，消息不通。朱元璋遣使深入沙漠寻访，并申明不究既往。

他说“汝等领散亡之众，在草野无所归，度日甚艰，然不敢南来者，总必谓尝犯边境，故心中疑惑”。

他为了解除北元臣民的这些疑惑，列举纳哈出虽曾掠杀守边明官二万余人，但归降后仍封为侯爵，其部下大小将校都得官晋爵的事例，说服脱古思帖木儿消除顾虑，早日归顺，更不要再存任何幻想。

鉴于北元内部一向存在尖锐利害冲突，矛盾重重，势如仇敌。

朱元璋则巧加利用，瓦解分化。

他多次向元宗室部落臣民恫吓说明朝“精兵百万，联阵二千余里，直抵阴山之北”，锐不可当。

他警告乃颜等不要为北元统治者效力，如“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当待以殊礼，作宾吾家。”对北元其他“领兵头目”也保证“有能率众来归，量材摺用”。

真可谓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朱元璋对归附的蒙古王公贵族、色目官吏宠赐有加，妥善安置。

元惠王都不花、储王伯颜不花、宗王子蛮伯帖机降明后，朱元璋即命赐第宅、袭衣、什器等物，“仍月给钱米有差”，并任命他们“各领兵千人往温、台、明三都戍守”，以示信用。

甚至以蒙占将领和军士充任亲军卫队的成员，洪武五年，“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答失里为签事”，更是备加宠信，以为尚未归附者的榜样。

扩廓帖木儿最后终于归降，更是这种招抚怀柔政策奏效的力证。据《明通鉴》所载，朱元璋称帝前曾七次致书扩廓帖木儿表杀愿遣便通好。

这时他实力尚小、地位尚低，采取这种策略尚属不得已，但到洪武二年，朱元璋遣使诏谕扩廓帖木儿时则说你们占据两北一隅，困守孤城，与蒙古草原隔绝，处境艰难，如“能革心从顺，文武智谋当一一用之”。

那时的形势与明朝建立之前显然不同，但朱元璋还是抓住时机进行政治诱降，终于收到使扩廓帖木儿不战而降的功效，从而减少了阻力，使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加速。

总之，朱元璋善于利用北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分其势力，各个击破，达到早日统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