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12月26日，是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南京那座素以监管森严著称的中央军人监狱里，也只剩下了几个值班的公务人员。

上午九点半左右，一辆吉普车停在了监狱的大门之外。随后，两个穿戴讲究的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们径直走到执勤岗哨前面，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且声称他们是南京法院的法官。此次前来，是奉命要释放一名囚犯。

岗哨不疑有他，立马联系了值班的狱政官鲁一城。

鲁一城出来验看了两位法官的证件、公文之后，确认无误，随即又打电话叫来了与自己一起值班的书记员，准备应法官的要求释放犯人。

然而，当书记员看到犯人名字的时候，却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这个叫做吴兴良的罪犯，不久前才因为“强奸未遂”等罪被判处了重刑。

为何时间没有过去几个月，这重罪之人就要被释放了呢？

心存疑虑的书记官，立马向值班的副典狱长徐胜汇报了相关情况。

可谁知，这徐胜好像早就知道此事一般，也不理会书记官的担忧，刷刷两笔，就在释放犯人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副典狱长都签字了，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又能如何呢？

何况牢房那边还有鲁一城这个狱政官，仿佛对释放吴兴良之事非常热心。

于是，不久之后，“强奸犯”吴兴良就跟着两位法官，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中央军人监狱的大门。

但这个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两个月之后，徐胜、鲁一城和另外两个人在雨花台刑场被执行了死刑。

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释放了吴兴良，并因此惹恼了蒋介石。

可能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这四个人也无法理解，不过是放走了一个“强奸犯”而已，为何自己会落得个以命相抵的下场？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件“小事”为何会引来蒋介石的雷霆之怒？

（蒋介石）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得从几个月之前说起。

日本觊觎我中华大地的狼子野心，早已是昭然若揭。

为了给大举进攻中国打好铺垫，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特务间谍，潜入各大城市，收集情报。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自然是日本特务机构的首要关注对象。

日本陆军中，有一个叫做松本二郎的军官，军衔是大佐。

他曾经担任过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的助手，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在南京的特务机构组建完毕之后，松本二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机关长。

松本二郎来到南京之后，住在了新街口旁边的“大茂洋行”。

这家洋行的老板叫做朴中民，本是一个韩国商人，后来获得了日本国籍。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南京一隅）

松本二郎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大茂洋行”的存在，本来就是为日本的间谍行为打掩护的。

依托大茂洋行的关系，松本二郎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名普通的韩国商人。

经过合理的伪装之后，松本二郎开始广泛地接触南京的各界人士。那些能够轻易接触政府机密信息的达官贵人，更是松本二郎的重点目标。

通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松本二郎结识了一个叫做熊子庄的军官。这熊子庄军衔并不高，只是一个少校。

但是，他的职位却非常重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在这个位置上，熊子庄自然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军事部署都了然于胸。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

松本二郎十分明白熊子庄的价值，所以就经常请对方喝酒。

一来可以培养“感情”，二来，所谓“酒后吐真言”，说不定哪天就能从熊子庄的嘴里套出绝密情报。

1936年5月29日晚上，松本二郎如往常一样，拉着刚刚下班的熊子庄来到了一家酒馆里喝酒。

酒过三巡，熊子庄就渐渐地不胜酒力了。

趁着自己还没有完全喝醉，熊子庄拍了拍放在一旁的公文包，对松本二郎说道：“这里面有绝密文件，今天不能多喝，我得好好地保护它”。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松本二郎敏锐地抓住了熊子庄话里的关键信息，然后装模作样地说：“什么机密文件，能耽误我们喝酒？”

经过多日的相处，熊子庄本来就已经拿松本二郎的当真朋友了。再加上喝了不少酒，熊子庄的警惕性更是丢了个一干二净。

他告诉松本二郎说：“给您老兄说也没关系，你们商人不知道他的重要，那是战略防御图……”

（形势战略图（非本次事件））

松本二郎闻言，心里不禁一阵窃喜。作为军人，他当然知道战略防御图的重要性。

如果能把这个东西搞到手，南京政府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将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不知自己闯下了大祸的熊子庄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家里，倒头就睡。

这边的松本二郎却难掩激动的情绪，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份绝密情报搞到手。

当天晚上，松本二郎就花费重金，请来了一位盗窃高手，令他偷偷地潜入到熊子庄的家里，将战略防御图给偷了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宿醉醒来的熊子庄顶着依旧沉甸甸的脑袋，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上班。

当他拿起公文包之后，习惯性地确认了一下里面的重要文件。

“战略防御图呢？自己明明把它放在包里了啊？”，熊子庄把公文包仔仔细细地翻查了好几遍，还是不见战略防御图的身影。

（公文包）

一个可怕的猜想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战略防御图被偷了！

熊子庄被这个可能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还晕乎乎的脑袋瞬间彻底清醒了过来。

这样的绝密情报，如果真的是被敌人偷走了，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此事一旦暴露，自己作为丢失图纸的责任人，即使侥幸不被枪毙，也要被送去蹲监狱。

熊子庄在家里思考了很长时间，越想越害怕。

于是，他决定去找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同学傅成望。

此人现在正担任南京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队长，他一定有办法帮助自己！

很快，傅成望就带着手下的侦缉高手来到了熊子庄的家里。

经过一番探查之后，警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名手段高明的盗窃者通过撬开门锁的方式，潜入房间偷走了图纸。

（民国时期的警察）

可是，这盗窃者究竟是谁？他又是为什么要偷走图纸呢？这被盗走的绝密图纸，是否会落入敌手？

这一系列的疑问，傅成望与侦缉高手们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这一边，熊子庄心急如焚地请求傅成望尽快破案。

而在另一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功截获了日本间谍发出去的一封密电。

密电里说，南京特务机关已经成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防御图，目前正在加紧翻译，不久之后，就能有所收获。

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得知此事后，认为事关重大，必须马上上报蒋介石。

于是，不久之后，来自徐恩曾的报告就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报告以后，十分震怒。他接连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要求军政部立即介入，调查到底是谁丢失了防御图；

二是命令徐恩曾，马上设法抓捕偷走防御图的日本间谍。

如果能够凭借这个事情，挖出萝卜带出泥，捣毁在南京的日本特务组织，就更好了。

蒋介石对此事高度关注，军政部与徐恩曾也丝毫不敢怠慢。

当天下午，军政部就将丢失图纸的经过查了个一清二楚，熊子庄因而被抓进了监狱之中。

而徐恩曾那边也是进展神速，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破案的关键放到了大茂洋行的身上。

不仅如此，调查科还了解到这大茂洋行的“幕后老板”就是日本特务松本二郎。

徐恩曾立马将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蒋介石对徐恩曾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夸赞了他几句，并且下令说，让中调科去动一动这个大茂洋行。

（徐恩曾）

得到了蒋介石明确指示的徐恩曾，立马就让人把大茂洋行明面上的老板朴中民抓了起来。

朴中民不过是个文弱商人，在被中调科抓起来的那一刻，就吓破了胆儿。

还没等中调科的人怎么审问，他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并且表示愿意为中调科做任何事情，只要能给一条活路就行。

朴中民的态度，正是徐恩曾所需要的。

于是，在徐恩曾的要求下，朴中民给松本二郎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今晚在一家饭店见面，并说会带给他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

松本二郎本就是一个好色之人，一听有漂亮姑娘，立马接受了朴中民的邀约。当天晚上，松本二郎果然如期赴约。

（民国时期的饭店）

当松本二郎在饭店里看到坐在朴中民身边的漂亮姑娘时，立马被勾走了三魂七魄。听到女孩儿邀请他去酒店，松本二郎立即欣然应允。

他哪里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儿，其实是中调科的的一个女探员。而在他进入酒店之后，立马就被埋伏在里面的徐恩曾手下给抓住了。

结合前期的安排，松本二郎还被按上了一个“强奸未遂”的罪名。

在抓捕松本二郎的同时，徐恩曾还派人对他在大茂洋行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果不其然，搜出了许多松本二郎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

如此一来，国民政府拘押松本二郎就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当然，作为松本二郎顶头上司的松室孝郎，此时心情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徐恩曾）

松本二郎的被捕，意味着日本在南京的特务工作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因此，闻讯之后的松室孝郎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远在东京的陆军省。

陆军省对此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经过一番审慎的研究之后，他们决定请一位日本皇室的男爵，以私人的身份到南京去协调营救松本二郎。

身负重任的男爵，在六月中旬的一天抵达了南京。当天，男爵就去拜访了亲日的汪精卫。

可是，松本二郎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抓捕并高度重视的一名罪犯，汪精卫自知自己无力改变什么。

（日本陆军省）

于是，他就让男爵去找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可是，居正不同于汪精卫，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对男爵的请求也更不会答应。

接连受挫的男爵，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日本。

可陆军省并没有因此而死心，还准备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

只不过，还没等日本的外交部门想出完善的处理方案，南京地方法院就对松本二郎进行了判决。

原来，松本二郎在被捕以后，一口咬定自己是韩国商人吴兴良，与日本没有丝毫的关系。

审理人员无奈之下，只好把情况汇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汇报之后，也十分窝火，索性说：“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照韩国人判刑，让东洋人说不出话来！”

（汪精卫）

有了蒋介石的指示，南京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松本二郎一案。

最终，松本二郎以“强奸未遂罪”和“间谍罪”，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既然已经有了法院的明文宣判，再使用外交手段也无济于事。

所以，同年7月29日，陆军省情报局主管对华谍报工作的坂本义一郎主持召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营救松本二郎。

最终，根据会议的决定，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的机关长小野昭成为了营救松本二郎计划的主要实施者。

受命之后，小野昭很快设法来到了当时江苏省的省会镇江。

为了掩人耳目，小野昭从驻扎在天津的日本侵略军中借调了一名军医，还从上海找来了一名日本医生和四个护士。

（三十年代的镇江）

小野昭带领着几位医护人员，在镇江开了一家“济难诊所”，作为营救松本二郎行动的“大本营”。

本来，小野昭还想让松本二郎借口患了重病，然后“济难诊所”就可以趁机介入。

但是，后来小野昭了解到，根据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规定，犯人即使患病，也只能由监狱里面的医生进行治疗。

无奈，小野昭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继续探查中央军人监狱的具体情况。

不久之后，有关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管细节，就被放在了小野昭的办公桌上。

经过仔细地研究之后，小野昭认为，伪造一份修改判决结果的法律文书，让日本特务假扮成南京法院的法官，到监狱中将松本二郎“无罪释放”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中央军人监狱）

但是，这中间还有几个环节需要打通。

假法官到了监狱之后，首先需要接受狱政科官员的审查。

狱政官核实了“法官”的文书无误之后，还会向典狱长进行汇报。

问题的难点就在典狱长的身上，因为典狱长接到汇报以后，不仅极有可能会再次查核改判文书，甚至还会亲自打电话给南京法院进行核实。

只有在确定无误之后，典狱长才会在开释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将改判的法律文书留在监狱备案。

所以，为了顺利实施营救方案，狱政官与典狱长是必须收买的对象。

除了他们之外，负责将松本二郎从监狱里面带出来的狱卒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狱卒常年在监狱里执行最基本的工作，往往经验十分丰富。

只要有一点儿不对劲儿，就逃不过狱卒的眼睛。所以，狱卒也是小野昭必须收买的对象。

（民国时期的狱警）

从法院到监狱，小野昭梳理出了所有需要打通的环节和收买的对象。

但是，他很快就碰到了另一个问题。

根据事先掌握的信息，法院的庭长和监狱的典狱长，是两个非常不好对付的人物，恐怕很难接受他们的收买。

于是，小野昭准备另辟蹊径。

他提出，是否可以寻找能够代替典狱长与庭长职责的人物，在典狱长和庭长不上班时，为他们的营救计划提供方便。

根据小野昭的要求，日本特务又对南京法院与中央军人监狱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查。

最后，他们发现，两个机关在星期天都是不办公的，每个部门只有一两个官员留下来值班。

（民国所编日本间谍名单）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小野昭大喜过望，兴奋地对手下说：“那就好了，我们可以选在某个星期天行动。先在那些值班官员中挑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给予重赏，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是完全忠于职守的”。

事实证明，小野昭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不久之后，小野昭手下的特务小竹就结识了中央军人监狱里的一个狱卒牛阿孝。

那个年代，愿意出来做狱卒的，家里的经济条件往往不是很好。

所以，当小竹拿出一堆黄白之物放在牛阿孝面前的时候，牛阿孝立马表示自己会尽力提供帮助。

不仅如此，牛阿孝还答应替小竹在监狱里面继续物色“帮手”。

好巧不巧的是，牛阿孝刚好有一名亲戚，在监狱里做狱政官，叫做鲁一城。

（民国时期的狱警）

狱政官正是小野昭计划中需要摆平的核心人物之一，于是他立即给鲁一城送去了40两黄金，收买了鲁一城。

鲁一城平时心眼活，跟几位正副典狱长的关系都很不错。他清楚地知道，有一位叫做徐胜的副典狱长，贪财好色，还爱赌博。

于是，鲁一城就把徐胜介绍给了日本人。小野昭给了徐胜60两黄金，顺利完成了收买。

至此，小野昭打通了监狱方面的所有关键环节。接下来，就是如何搞定南京法院的问题了。

很快，小野昭就将收买的目标，确定为了担任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

李柏龄这个人十分好色，人只要有某种十分强烈的欲望，就很容易“对症下药”。

（民国时期的黄金）

因此，小野昭花大价钱雇佣了一个叫做“红蔷薇”的舞女，去勾引李柏龄。红蔷薇长得非常漂亮，身材也极好，很快就俘获了李柏龄的心。

不久之后，红蔷薇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李柏龄说，她希望两人能够一起东渡日本，在那里结为夫妻。

李柏龄早已被红蔷薇迷得五迷三道的，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要求。

但是，李柏龄也有自己的顾虑。

首先，他现在手里并没有多少钱，两个人如何在日本安身呢？

而且，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自己能否找到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民国时期的舞女）

红蔷薇听了李柏龄的担忧之后，立马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她告诉李柏龄说，钱的事儿，暂时不用担心，她那里还有一些积蓄，足够他们在日本生活一两年的。

至于工作，她可以给李柏龄介绍一个日本商人。

那个日本商人能为李柏龄解决工作问题，但前提是李柏龄需要先为他解决一个麻烦。

听到红蔷薇这么说，李柏龄算是放下心来了。

不久之后，在红蔷薇的介绍之下，李柏龄跟那个由小野昭助手假扮“日本商人”见面了。

“日本商人”开门见山，要求李柏龄帮助改释一名叫做吴兴良的犯人。

行动开始之前，他会给李柏龄30两黄金和一本日本护照。

事成之后，还会再给他20两黄金，并把他和红蔷薇安全送到日本，并安排工作、赠送住房。

（黄金）

作为法院的督察长，李柏龄自然知道吴兴良不久之前才被判了重刑。

但是他认为，吴兴良不过是一个强奸未遂的罪犯而已，就算是私自改释，问题也不大。

况且，“日本商人”给出的条件，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最终，李柏龄答应了“日本商人”的要求。

1936年12月26日，正好是一个星期天。小野昭的两名手下先从李柏龄那里得到了改判文书，然后驱车来到了中央军人监狱。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在李柏龄、徐胜、鲁一城和牛阿孝的配合之下，大间谍松本二郎就这么逃了出去，并在不久之后，安全回到了日本。

（中央军人监狱旧址）

望着“吴兴良”走出监狱的背影，鲁一城几人本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觉，从今以后可以安享富贵生活了。

正常情况下，也确实如此。因为犯人已经宣判了，法院只会以为犯人在监狱里面服刑，根本不会跑到监狱里去查看。

而监狱方面，其他官员即使注意到“吴兴良”被释放了，但因为有法院的改判文书，也根本不会深究。

但现实的情况，却发生了“意外”。

在松本二郎被“释放”的四天之后，中央军人监狱迎来了何应钦的一位秘书。

何应钦是国民政府中的高官，此次派秘书来到监狱，是为了让他代替自己探望一位关押在此的美国囚犯的。

（何应钦）

在与美国囚犯的谈话过程中，秘书意外得知了“吴兴良”被释放的事情。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秘书深感此事一定有蹊跷，于是回去之后就向何应钦做了汇报。

何应钦虽然不知道“吴兴良”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是一个被判了15年的人，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就被无罪释放，的确不可思议。

所以，在一次会议上，何应钦专门把此事告知了司法院院长居正。居正对此大为震惊，连连表示：“怪事、怪事！”

会议结束之后，居正立马亲自到南京法院了解相关情况。

南京法院并不知道自己何时改判过“吴兴良”，又见此案竟然惊动了司法院长，相关负责人根本不敢怠慢，立即向中央军人监狱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居正）

监狱那边一查，他们是有相关的改判文书的，于是也据实回报。

两方说法产生了矛盾，其中必然有人作怪。

就在居正准备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的时候，负责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得知了此事。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戴笠在第二天就把相关情况汇报给了蒋介石。

自己亲自下令抓捕重判的间谍，竟然被无罪释放了？

这怎么能不让蒋介石震怒，于是他当场下令：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戴笠受蒋介石之命，介入了此案的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戴笠的注意：案发的当天，鲁一城和徐胜竟然跟别人争着要值班。

（戴笠）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戴笠很快把鲁一城和徐胜抓了起来。

严刑之下，两人招架不住，就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了。

根据徐胜两人的交代，特务处又逮捕了牛阿孝。

而李柏龄，早在松本二郎被“释放”一事败露之后，就连忙收拾行李，回到了陕西老家。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回到家中之后不久，追捕人员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随着李柏龄的被捕，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已归案。因为事关重大，南京地方法院已无权审理，此案被交给了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1937年2月8日，最高法院特刑一庭判处李柏龄等四人死刑。由于是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因而四人并没有上诉权。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

十七天后，是那一年的元宵节。在千家万户张灯结彩之际，李柏龄等四名罪犯，在南京的雨花台刑场被执行了死刑……

结语：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特务，以刺探重要情报，可谓是其心可诛。

能够抓到松本二郎，对日本在南京的情报网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只是可惜，普遍存在于国民政府各大机关中的“蛀虫”，竟然接受日本人的贿赂，私自放走了一个如此重要的罪犯。

当然，由于松本二郎在被捕之后，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法院宣判也重点强调了他的强奸未遂罪。

（日本法西斯）

所以，对于李柏龄等四人来说，可能并不知道此犯的重要性。

但即使这只是一个普通犯人，李柏龄等人的行径也早已触犯了法律。

元宵节里、雨花台前，李柏龄等人被明正典刑，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但是，被他们放跑的松本二郎却再也抓不回来了。

斯人虽死，但其造成的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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