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二部《高志远》第四章 西撤 2.九间房会议（下）

高志远画像

2.九间房会议（下）

马辉之记：“起义后，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的确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在武装起义中，各地区党组织的成员，满怀抗日的激情，纷纷涌入起义部队，成为部队的各级骨干力量。部队的数量十分庞大，而地方上则基层空虚，这种情况实出于我们事先的意料。

在敌伪的县、区、村政权被我摧毁后，对于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党群这种的问题，我们不仅没有经验，对此问题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起义部队有的领导同志感到部队要骨干，抽不出人来搞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我们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也未能及时有效地说服和组织一部分同志去加强地方工作。虽然也委任了少数县长，建立了一些县的游击队，但总的来看，县、区、村的党、政权组织却未能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样，就使起义部队失去了地方党和群众的坚强的组织体。起义部队也未能建立自己的后勤供给制度，一切供应主要由各村进行摊派，群众负担重，浪费大。

在武装力量方面，据邓华同志说，八路军主力部队一直处在连续行军作战的环境中，部队很少有时间进行休整，抽不出干部进行地方工作，弹药消耗大，得不到必要的补充。由于部队伤亡的大都是干部和老战士，部队多为参军不久的新战士，在无根据地休整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处境困难。在我党领导下起义后新组建的部队，虽然成分较好，斗志旺盛，但缺乏政治训练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其他参加起义的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松弛，虽经宋、邓加委，还未及进行很好的整顿和改造，其中有的甚至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骚扰群众，事实上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因此，部队急需进行整顿。

同时，由于我军在冀东的积极行动和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注意，先后调动了大批的日、伪军部队对遵化、玉田、兴隆地区形成大包围的态势。伪满部队通过喜峰口一线向我进击；唐山等地的日军也已出动。他们采用步步推进的战术，企图聚歼我军于遵化地区。冀东平原的青纱帐正在割去，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而且热河山地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宋时轮、邓华同志认为，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整训都是困难的，就决定将部队转移至平西整训。”（马辉之《中共河北省委对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准备》，见《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第165-166页）

李钟奇记：“四纵开始西撤，并带走起义部队5万人，准备去平西整训，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回冀东。”（李钟奇《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前后的概况》，见《纪念冀东人民武装抗日暴动》，第185页）

《李运昌回忆录》记：“9月下旬，宋时轮从蓟平密地区发来电报，告知邓华：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分出兵力巩固其占领区，敌人要分七路向这里大举进攻，蓟平密地区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也带队西撤。”

“1938年10月上旬末，由邓华同志主持，在丰润县九间房召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四纵队、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冀东抗联的主要负责人邓华、马辉之、姚依林、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等人。”

“从铁厂会议到九间房会议，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冀东，我们经过多年的工作，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很好，抗日武装大暴动又如此轰轰烈烈规模宏大，党中央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心非常坚决，为什么又要西撤，放弃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呢？因此，我在九间房会议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西撤，并阐述了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和理由，但赞成者很少，只有洪麟阁表示赞成。马辉之还代表组织，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保留个人意见，服从会议关于部队西撒的决议，开始带领抗联部队西撤。”（见《李运昌回忆录》，第121-122页）

《洪麟阁烈士生平事迹》记：“参九间房会议的冀东抗联领导人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会议上都提出反对西撤的意见。”（《洪麟阁烈士生平事迹》，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页，转引自秦戈著《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

《滦南与冀东抗日暴动》记：“中共河北省委当时认为，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部人数众多，共产党员成分较少，以高志远为首的抗联领导人从内心里不愿意西撤，为了落实西撤的决议，中共河北省委派朱其文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专门到高志远部政治思想工作。”（见《滦南与冀东抗日暴动》，第64页）

李恩波记：“1938年10月初，我跟随高司令和王委员等到铁道北丰润县的‘九间房’开了往平西撤退整训的会。会后听说抗日联军的几位司令都不愿意西撤，但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和中共北省委都坚持西撤利大于弊，高司令横竖不愿意西撤。在这之前，中共河北省委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真怕高司令不走，就又派个叫朱其文的委员，来帮助王仲华做高司令和陈宇寰副司令的思想工作。在这次会上，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和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承诺：‘抗日联军整训完毕，明年开春回返冀东。’ 这样，高司令才勉强同意西撤的。”（李恩波《高、王并肩战斗岁月剪辑》，见高小平《关于高志远问题致李洪发的信·第十三封 (电子邮件，2016年11月27 日)》）

周士亭记：“起初高司令不同意西撤的决定，后来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承诺，于明年开春再打回来的保证下，高司令才同意西撤的。”（周士亭《我跟随高志远抗日》，见《魂系冀东》，第39-40页）

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的参加者、抗日联军撤到平西后曾任司务长的马文林记：“我们撤往平西，是民国27年 (1938年)秋天的时候，司令部原来决定把队伍拉到铁道北的遵化县铁厂一带，队伍还没拉到遵化县铁厂呢，上级又变招儿，说遵化县铁厂已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还是把队伍撤到平西去吧，平西原来就是根据地，那里有大山，群众基础比较好。高司令不想把队伍往平西拉，所以就要回铁路以南，当时王仲华委员就代表上级领导说，咱们抗联队伍还是得往平西拉，到平西后整训仨月再回来。这时候上级又派朱其文来做工作，高司令实在没法了，就说只整训仨月就回返冀东还勉强可以，否则，我们不打日本鬼子而去平西，对不起冀东父老乡亲。”（马文林《马文林谈高志远》，见高小平《关于高志远问题致李洪发的信·第十二封(电子邮件，2016年11月16日)》）

陈宇寰的长子、曾经跟随父亲参加暴动、“是冀东抗日联军令部的警卫人员，是我父亲的贴身警卫员”的陈希林记：“我记得八路军第四纵队决定西撤时，首先在共产党内开会商量时，就怕同盟者高志远与洪麟阁不同意，因之前高志远与洪麟阁已有言先，不愿意随八路军西撤。因此，中共河北省委就又派省委委员、时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的朱其文，以协助高远部抗联工作为名，专门帮着王仲华做高志远与我父亲陈宇囊的思想工作。

为啥这样呢？就是第一，因为高志远部抗联人数不但多，且武器装备也比其他队伍好些，因为高志远部大都是民团吗，民团是人人有枪的；第二，高志远本人极力反对队伍西撒，他曾说过，‘冀东抗日联军是冀东老百姓的队伍，不保护老百姓跑到平西，怎么称得上叫冀东抗日联军呢，还有平西是穷乡僻壤，怎么能养活这么多的队伍呢？冀东是我的根，我要脱离开冀东，就好比鱼儿离开了水，无法生存！······’

最后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作出承诺：‘冀东抗日联军到平西整训三个月，把队伍整训完毕，即可返回冀东进行抗日活动。’ 至此，高志远与我父亲才同意西撤的。

因为高志远部的队伍人多，那时大概有三万多人。西撤时经过精兵简政，把老弱病残和年岁大的及因家庭实在脱离不了的抗联战士暂时裁下来，大概有一万上下人，高志远让他们等明年开春，冀东抗联返回时再归队。"（高小平《关于高志远回题致李洪发的信·第六封 (电子邮件，2016年10月28日））

董土瑞记：“根据八路军第四纵队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抗日联军把队伍拉到平西根据地整训，第二年开春再打回来。高司令开始很不愿意去，他认为冀东是他的根，这里的老百姓和山水对他有情，平西人生地不熟，又是贫穷之地，连给养都难筹。最后还是听从了王仲华的劝导，心想反正第二年春天还要重返冀东，也就同意部队西撤，并裁减了部分老、弱、病、残之人。让这些人等来年大部队返回时归建。”（董土瑞《高志远、王仲华领导我们暴动》，见《魂系冀东》，第56-57页）

李恩波记：“高司令和王委员本着(九间房)会议的精神，精简了不少抗联战士，我父亲李麟生就是这次精简下来的，这次精简下来的抗联战士大约有10000多人，都是受伤的和老弱病残的，以及确实离不开家的，高司令除给留下一定的生活费和医疗费外，还满怀深情的谆谆告诉大家：‘请大家记着，要隐蔽起来，不要为日伪干事儿，明年我们一定返回来，各位也一定要归队呀！’”（李恩波《高、王并肩战斗岁月剪辑》，见高小平《关于高志远问题致李洪发的信·第十三封(电子邮件，2016年11月 27日)》）

《惊涛》记：“抗日联军撤往平西前，抗联总司令高志远把司令部人员进行了精简，李恩波父亲李麟生老人因年岁大了，遂被裁下，等来年抗联回来时归队，留下李恩远服侍左右。其间，高志远和李恩波抽时间专与李麟生老人挥泪告别，高李二人忙得连手中的马鞭都未放，高急匆匆地对老人说：’您过去常常教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我们要出发了，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我们只能放弃小家。您要多保重，等明年开春我们回来时，您务必归队。’李麟生老人流着限泪嘱咐：‘你们为了抗日，为了保存实力，走吧，不要惦记我们。我会好自为之的，一定等到你们明年回来的那一天......’”（见《惊涛》，第175页）

王俊昌记：“当年我们往平西撤时，高志远在大会上向我们讲话说：冀东抗日联军只是暂时撤往平西整训，等明年春天 (即1939年春天)，还打回老家来，如不回来，对不起冀东的父老兄弟。”（王俊昌《我随高志远转战平西》，见《魂系冀东》，第66页）

王凯东记：“一天下午，大队联军向西开去。老乡在街头两看，心中不安的望着。突然一个骑高头大马的军人从马上跳下来，向人群中的王述之老爷(滦县三区王营村人，清末秀才，人称‘述老爷’)行军礼、问候，向观众招手，和述老爷说：‘我们联军奉命撤到山里整训，明年开春就回来······’举手行礼告辞了！走后王述之说：‘这就是联军的司令，多余屯的高志远呀！’”（王凯东《七十五年漫忆》，见《魂系冀东》，第292页）

《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8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