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和结婚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接近世界最低的水平，每年的出生人口已经少于死亡人口，而且出生人口也在逐年变少，这对社会经济、人口结构等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需引起高度重视。

对此有社会学家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再限制家庭生育数量等，比如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交的《关于放宽人口生育约束、构建婚育激励体系的提案》就引发热议。其提案核心建议包括：将法定婚龄统一降至18岁，取消家庭生育数量限制，并推行生育激励政策，以应对我国面临的超低生育率挑战。这一提议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支持与争议并存。

根据陈松蹊团队的研究，我国总和生育率（TFR）仅为1.021.08，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2.1）。若按当前趋势，我国人口可能面临劳动人口萎缩、老龄化率超40%的严峻局面。对此提案指出，现行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是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已不合时宜。国际对比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法定结婚年龄最高的国家，多数国家法定婚龄为16~18岁，部分国家甚至允许更低年龄结婚。

因此其提案重点提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要法律调整与政策激励双管齐下。

陈松蹊认为，现行婚龄过高阻碍了生育潜能的释放。将婚龄调至18岁，可与《民法典》规定的成年年龄一致，避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结婚”的法律矛盾。此举尤其惠及农村地区青年，部分人因未达法定婚龄而选择“事实婚姻”，调整后能减少法律纠纷，提升生育统计准确性。

提案建议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三孩限制”，更名为《人口与生育法》，赋予家庭自主生育权。

2025~2035年，我国育龄女性数量预计稳定在2.9亿3.1亿。提案呼吁在此期间推行现金补助、医疗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尤其向农村倾斜。例如，每月发放儿童津贴、延长带薪产假至2年，并试点差异化激励方案。

然而一个争议焦点是：降低婚龄真能提升生育率吗？

尽管提案提出多项措施，但舆论对降低婚龄的实际效果存疑：

现实需求有限：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29.38岁、女27.95岁，大城市更推迟至30岁以上。年轻人普遍优先追求教育、职业发展，而非早婚。

经济与教育压力：18岁群体多处于高中或大学阶段，经济独立性差，过早生育可能加剧家庭负担，甚至影响个人发展。

社会观念变迁：现代婚姻更注重质量与情感契合，法定婚龄下调未必改变晚婚趋势。部分学者指出，政策调整仅有“统计意义”，可能仅将事实婚姻合法化，而非增加生育总量。

专家观点：支持与质疑并存

支持者：法律学者何亚福认为，婚龄与成年年龄统一是逻辑必然，且赋予成年人选择权。农村青年可能因此受益，减少“非婚同居”现象。

反对者：澎湃新闻评论指出，政策需与现实需求结合，当前1822岁人群结婚意愿低，调整婚龄难以扭转生育率颓势，需配套解决住房、教育等高成本问题。

折中建议：部分专家认为，政策应注重“权利赋予”而非“生育驱动”，同时加强育儿支持体系，如扩大公立托育服务、保障非婚生子女权益等。

降低婚龄的提议并非首次。2012年以来，黄细花等多位代表多次建议调整婚龄，但因社会争议较大，2019年《民法典》修订时未采纳相关提议。全国人大此前回应称，婚龄调整属“婚姻制度重大改革”，需充分调研评估

综合来看，陈松蹊的提案直面人口危机，但单一政策难解系统性难题。生育率回升需综合施策：

经济减负：通过补贴、税收优惠降低育儿成本；

社会支持：完善托育、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文化引导：营造包容的婚育环境，减少对非婚生育的歧视。

正如网友所言：“允许18岁结婚是进步，但年轻人结不结，还得看钱包和心态。”政策调整只是开端，如何构建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仍需长期探索。

消息来源：观察者网2月25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岁，以释放生育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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