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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8月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秘书长，主管组织和军事工作。

虽然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高于他，但周恩来的工作能力更胜一筹，实际上担任了党的领导核心。

此后，党进入了1931年在上海的动荡时期，并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中愤然提出辞职。

周总理为何会这样做？背后究竟有何故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930年末，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米夫经欧洲抵达上海，并于1931年1月初在浦柏路（现太仓路）的秋阳书店与周恩来会晤。

秋阳书店，由中共党员王逸常开设，主要销售翻译作品，是中外交流的隐秘场所。

米夫

在此会面中，米夫直言需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批判周恩来与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并指出瞿秋白应下台，但表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可得到宽恕，而周恩来则需受到惩戒但可留任以协助王明。

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的中央特科机关召开。

瞿秋白

会议持续至深夜，顾顺章家全力支持会议的餐饮服务。会上，共产国际指派的非中央委员如王明、博古等15人异常参与并拥有投票权，引起多数委员反对。

此次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党内职务，王明则被推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江苏省委书记，开启了所谓的“王明时代”。

王明

随后，有人提议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并进行了独立表决，这一提议得到了米夫的支持。

但在对周恩来是否应退出政治局的投票中，24名参与者中有18人反对，仅6人支持，最终该提案未通过。

周恩来也曾因不满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只能服从党的安排并继续履职。

他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自我批评“调和主义”行为，且在相忍为党”的深刻检查后，凭借党内的高威信，最终以16票勉强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但有助于党的团结和生存，还被记入《周恩来传》。

虽然周恩来留任，实际上处于被严密观察的状态。他努力保护自己领导的中央军委和其他机关不受外部影响。

例如，王明试图安排黄埔毕业生黄第红进入中央军委工作，不知黄已暗中与蒋介石串通。

周恩来通过情报截获黄第红写给蒋介石的忠诚信，并向王明展示，使王明无言以对。

黄第红

1928年，随着多名中央负责人陆续抵达上海，中央为了惩处叛徒并保全安全，成立了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

特委下设的特科分为总务、情报与红队等部门，并后续增设了电讯部门，负责执行各类秘密行动。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并随即叛变，这让上海的地下党机关面临极大危机。

向忠发

周恩来在4月26日得知顾顺章被捕的消息后，立刻在福兴字庄（今云南中路171号）召开紧急会议，启动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密集保护和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替换可能被顾顺章认出的秘书和干部，审慎且迅速地处理顾顺章可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以及废止所有已知的秘密工作方法。

为了有效执行这些措施，周恩来指派陈赓负责通知包括瞿秋白在内的相关人员转移，并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此外，周恩来还借助赵容（后改名康生）和中央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的协助，亲自率队切断了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关系。

陈赓

在周恩来的冷静指挥下，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在当晚完成了搬迁，成功规避了潜在的巨大危机，保障了机关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重大灾难。

上海的那一夜，充满了危险。顾顺章的叛变是历史上极具危害性的，直接导致了被国民党在雨花台枪杀的党领袖恽代英。

恽代英

虽然周恩来连续三天三夜策划撤离，上海仍有机关遭破获，超过800名党员被捕，包括总书记向忠发。根据王明的回忆录，他与周在一次会议中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

随后，国民党发布了悬赏通缉周恩来的通告，连续几日在报纸上用顾顺章的名义发出紧急悬赏，但周恩来的行踪始终未被发现。

虽然共产国际的远东局设在上海，相较于周恩来似乎未遭严重威胁，但他们还是陷入了困境。

1929年3月，远东局开始运作，负责人是波兰人任斯基。由于斯大林决定除情报机构外不在华设立国际机构，这让共产国际的存在更加谨慎，尤其是在人员安排上，决定一律不使用俄国人。

任斯基

远东局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与中共中央机关的财务事务，包括讨论、核实并上报每一项工作的预算，然后转交经费。

但当远东局总交通台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被捕后，中共中央即刻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导致党的活动严重受阻。

在当时，中共党内干部和工作人员与外国人接触有限，对共产国际的代表最初是按身份称呼，后来更多地按国籍称呼，例如“俄国毛子”“德国毛子”等，而周恩来也习惯性地称任斯基为“波兰毛子”。

牛兰夫妇

经费的中断，让国际驻华代表被迫从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及其他机构临时“借款”以维持运作，表面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支持在此期间面临的严峻挑战。

据周恩来回忆，受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的影响，波兰代表“波兰毛子”即将离开上海，并要求中共中央提交一个临时领导名单，以便在他和王明撤离后继续保持组织运作。

1931年9月初，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小酒馆，周恩来、王明与卢福坦三人边喝黄酒边讨论中央的临时负责人。

王明推荐了当时24岁的博古，虽然他尚未成为中央委员，并在四中全会后被分配到共青团工作。1931年3月，博古接替因贪污被开除的温裕成成为团中央书记。

博古

经过讨论，周恩来、王明、卢福坦最终一致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前三人为常委，由博古担任总负责。

任斯基，在确认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后离开上海，比原定计划晚近一个月。在离开前，他协助王明调动至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

向忠发叛变后，王明在上海的保护措施极为严格，他一度隐匿于西郊疗养院及尼姑庵。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和孟庆树在杨树浦码头登上前往海参崴的“大和丸”号，终于安全离开。

周恩来的安排则更为复杂。他租住在山西路海宁路拐角的烟纸店楼上，与夫人邓颖超及丈母娘杨振德共同居住，留起胡子改变外貌，化名“胡公”。只在夜间外出散步以避人耳目。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31年8月，黄平从莫斯科带来新密码，并在上海冠生园与李富春建立联系，负责重建交通工作。10月底，黄平被派来护送周恩来前往江西瑞金，在计划确认后，周恩来化装成广东的熟练工人，准备出发。

李富春

11月底一夜，黄平再次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周恩来已装扮好，手挽小提箱，准备出发。为避免引人注目，连邓颖超都未下楼送行。他们乘坐黄包车到达十六铺码头，随后登上前往汕头的小火轮。

在船上，周恩来与已等候的地下交通员黄华（“小广东”）和肖桂昌会合，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前往苏区。他们途中更换交通工具，最终在苏区前来接应的武装人员护送下安全抵达上杭。

周恩来在1931年12月底抵达瑞金，担任中央局书记。

1937年2月，他秘密返回上海，与蒋介石代表商议国共合作，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以胜利者姿态重返大上海。

他的一生深受这些经历的影响，包括革命的生死存亡、叛变与忠诚的考验。

总结：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经历了无数考验和险境。他不但成功躲避了敌人的追捕，而且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稳步推动了党的活动和组织重建。

周恩来的故事启示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危机，坚定的领导力和冷静的应对策略都是克服困境的关键。他的智慧和勇气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参考信源：

中国知网：[1]吴基民.从上海到瑞金——周恩来在1931年[J].同舟共进,2018,(12):31-34.DOI:10.19417/j.cnki.tzgj.2018.12.011.

人民网（聂红琴）：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18/0712/c409117-30142812-2.html）

新民网（新民晚报）：传承红色基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党内两种路线曾在此激烈交锋（http://newsxmwb.xinmin.cn/xinminyan/2018/07/09/31404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