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上，有三大影响极坏的政治事件，被认为是有悖人伦和信义教条，破坏了华夏千年来建立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三大事件分别是吕蒙的白衣渡江，司马懿洛水之誓，司马昭当街弑君。

白衣渡江‍

1、吕蒙白衣渡江

单从军事层面，“白衣渡江”作为一场充满智谋与争议的战役，是一次很不错的奇谋，与荷马史诗中的木马偷袭类似。但是，在军事之外，也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的道德困境，这一事件之所以被称为小人行径，主要是由于其背后的策略、手段以及引发的后果，严重违背了当时的战争道义与盟友间的信任。

“白衣渡江”的字面含义，是指东吴将领吕蒙和陆逊让士兵换上商人便服，伪装成商队渡过长江，以偷袭并占领荆州的过程，在曹刘孙三家鼎立的背景下，这一策略显得尤为独特且大胆。当时，蜀汉的关羽正率领大军北伐，意图北伐中原，帮助刘备扩大汉中之战后的成果，这一行动使得荆州地区防守空虚，为东吴提供了可乘之机。吕蒙和陆逊利用这一时机，巧妙伪装成商队，成功麻痹了荆州守军，最终实现了对荆州的占领。

然而，正是这一看似高明的军事策略，让吕蒙背负了“小人”的骂名。首先，从战争规则的角度看，白衣渡江突破了当时战争中的底线。在正常的战争逻辑中，军队之间的对抗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道义，而吕蒙却选择让士兵假扮平民，这种行为不仅模糊了战争与和平之间本应清晰的界限，还为屠杀平民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上，白衣渡江之后，商人以及其他流动人口便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他们被无端怀疑为间谍，大量无辜的商人因此惨遭杀害。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道精神，使得战争的残酷性被无限放大。

吕蒙袭取荆州

其次，白衣渡江破坏了盟友间的信任。在三国时期，孙刘联合抗曹，本是盟友关系。然而，吕蒙却在盟友背后捅了一刀，不宣而战，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无疑是对盟友关系的极大破坏。尤其是吕蒙在偷袭之前，还诈病欺骗关羽，使其放松了对东吴的防备，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当吕蒙大军进驻荆州城下之时，还放出消息，对外宣称荆州已经被孙吴占领，关羽收到消息之后还不敢相信，但此时的他已经无力回天。这种不地道的行为，不仅让关羽陷入了绝境，也让蜀汉遭受了重大损失，严重破坏了三国之间的平衡与稳定。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白衣渡江在军事策略上的独特性和成功性。吕蒙和陆逊通过巧妙的伪装和偷袭策略，成功占领了荆州这一重要战略要地，为东吴的疆域扩张和实力增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可以说，吕蒙夺取荆州，为孙权未来称帝，奠定了基础，也让吕蒙跻身武庙。只是因为手段有些违背了当时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被后世所争议。

洛水之誓

2、司马懿洛水之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洛河作为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不仅见证了无数自然变迁，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诸多历史事件。其中，“洛水之誓”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页，它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诚信、公正和神圣约定的执着追求，更因其后续的背信弃义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洛水之誓”的背信行为究竟带来了哪些恶劣后果，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发酵、扩散。

“洛水之誓”中最著名的两次事件，分别发生在东汉初年的刘秀与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身上。刘秀在攻打洛阳时，面对守将朱鲔的疑虑，亲自在洛水边发誓，承诺只要朱鲔投降，便既往不咎，并保留其官爵。朱鲔被刘秀的诚意打动，最终选择投降，而刘秀也信守了承诺，这一行为极大地提升了“洛水之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成为诚信与宽容的象征。然而，反观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的表现，却形成了鲜明对比。

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在成功发动政变后，为了安抚曹爽及其党羽，同样在洛水边发誓，承诺不会对曹爽进行报复，只要其交出兵权便可保留爵位，曹爽以为司马懿是刘秀，所以轻信司马懿。但是投降后却遭到了诛杀，并累及三族，几千人就这样被屠戮一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直接导致了曹爽一党的覆灭，更在政治层面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司马懿的背信，使得统治者与臣子、臣子与臣子之间的信任变得脆弱，政治斗争从此更加残酷和不择手段。为了争夺权力，各方势力不再轻易相信对方的承诺，政治局势因此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在司马懿背信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虽然也存在权力斗争，但大多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道义。司马懿的行为打破了这种传统，开启了以阴谋诡计和武力夺权的先例。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过程中，类似的不择手段的夺权行为时有发生，政治道德水准整体下滑，政权的稳定性受到极大影响。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西晋王朝内部，更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后世的政权更迭更加频繁且充满变数。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家族逐渐掌握曹魏政权，士族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使得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皇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这种变化影响了后续朝代的政治格局，士族与皇权的斗争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士族的崛起和皇权的相对衰落，使得政治生态更加复杂，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司马懿和曹爽

“洛水之誓”的违背，不仅破坏了政治信任，更冲击了社会的诚信价值观。原本被视为神圣的誓言和承诺变得不再可靠，社会上的欺诈、背叛等行为增多，道德水平出现下滑。人们在行为处事时，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道德和信义的约束。这种道德观念的滑坡，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司马懿的背信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恐惧，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感到不安，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缺乏保障感。这种不安的情绪在社会中蔓延，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减弱。同时，司马懿的行为也促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进行反思，在记载历史事件时，更加注重对人物动机、行为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道德因素的分析，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洛水之誓”事件后，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忠诚、信义等品质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权力的获取和维护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这种变化使得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得更加复杂，也影响了后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司马懿的背信行为，使得他在后世的历史评价中，常常被视为权谋的代名词，而非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司马懿弑君

3、司马昭当街弑君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司马昭弑君事件无疑是一个极具震撼性和争议性的节点。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国时期的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年轻的魏帝曹髦试图讨伐权臣司马昭，却因计划泄露而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杀于南阙。事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继续掌控魏国的朝政，直至其子司马炎正式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司马昭弑君的影响深远且复杂，不仅加速了曹魏政权的覆灭和司马氏家族的崛起，更在历史、政治、社会、道德等多个层面引发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

从政治层面来看，司马昭弑君事件直接推动了曹魏政权的更迭和司马氏家族的篡位进程。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以来，司马氏家族逐步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而司马昭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曹髦的讨伐行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勇气和决心，但在司马昭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司马昭弑君后，曹魏的皇权彻底衰落，司马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为后来的魏晋禅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事件也为司马氏家族留下了政治阴影，使得后世的权臣和篡位者有了可资借鉴的先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层面，司马昭弑君事件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和不安。皇帝在古代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而司马昭公然弑君，无疑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极大冲击和破坏。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得人们对于忠诚、仁义等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质疑。同时，当街弑君的残忍场面也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和恐惧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暴力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加深了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恐惧和厌恶。

曹髦被杀

在道德层面，司马昭弑君事件更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判。弑君行为在古代被视为极大的不忠不义之举，是对君主权威和地位的严重挑战和否定。而司马昭作为曹魏的权臣和重臣，本应恪守臣道、辅佐君王，却公然弑君自立，这无疑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极大背叛和颠覆。这一事件使得人们对于司马昭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否定。尽管司马昭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但在道德层面却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和骂名。这种道德上的争议和批判一直延续到后世，成为历史评价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此外，司马昭弑君事件还对后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司马昭弑君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由权臣弑杀或控制君主、然后另立傀儡或自己称帝的案例。这些案例都与司马昭弑君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关联性，都说明了弑君的危害和恶果。司马昭弑君事件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警示和教训：政治权力的争夺往往伴随着血腥和暴力，而真正的胜利者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还需要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同时，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和质疑，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司马昭弑君事件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为了抹去政治污点，司马昭开启了对外战争，魏国在公元263年发起了对蜀汉的进攻，并且迅速灭亡蜀国，推进了三国统一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