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信还没递到我手上，她就已经转身跑了。
手里拿着那张带着淡淡清香的粉色纸条，我望着供销社大门口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陲。
初秋的风裹着几片落叶，打着旋儿从我脚边溜过，远处的梧桐树沙沙作响。不知道为啥，这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高中时她偷偷塞给我的那个红桃心糖果。
那是1985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大山深处的青松小学任教。我叫王明亮，打小就是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
临行前，我跟在供销社工作的女朋友钱玉兰说：＂山区条件是差了点，可这是咱们年轻人该去的地方。＂
＂你说得倒轻巧。＂玉兰放下手中的《上海服饰》杂志，低着头摆弄着柜台上的算盘，＂你知道山里有多苦吗？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晚上点煤油灯。＂
她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头发烫着当年最流行的卷儿，手腕上戴着她爸从广州带回来的电子表。每次看到表响，她总是骄傲地跟身边的人炫耀。
那会儿她在县城供销社当营业员，每个月工资36块，年底还有奖金。我这个刚分配的民办教师，工资才28块，还经常拖欠。
记得她老说：＂你看人家李红军，托了关系分在县一中，这会子都评上讲师了，还分了单身宿舍。＂
我俩是高中同学，她家境殷实，爸妈都是机关干部，家里还有个在省城工作的哥哥。每次过年，她哥都会给她带回一堆时新玩意儿。
我家呢，在村里，七个兄弟姐妹，爹是村里的老教师，一辈子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家里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
高三那年，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她偷偷把自己的白面馒头塞给我，还说：＂等以后工作了，天天吃白面，想吃啥吃啥。＂
到了山区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艰难。教室是土坯房，墙上的裂缝能伸进手指，下雨天要顶着塑料布上课。
最难熬的是想她的夜晚，油灯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到手指被烫出泡。有时候想她想得睡不着，就坐在门槛上数星星。
山里连个邮筒都没有，每次都得走十里山路到镇上寄信。那条山路崎岖难走，有次下雨，我摔了个大跤，信都沾满了泥巴，可我还是寄了出去。
＂明亮啊，别犟了。＂我爹坐在油灯下，手里捏着烟卷，吧嗒吧嗒地抽着，＂你大哥说了，县棉纺厂缺人，让你回来。听说玉兰家里给她介绍了个财政局的干部。＂
我不信，继续写信。可她的回信越来越少，语气也冷淡起来。
记得有封信里她说：＂上海来了个推销员，带了很多新式化妆品，可真好看。咱们这儿的姑娘都抢着买呢。＂
我攒了三个月工资，托去上海探亲的同事带了个雅霜牌香水，可她的回信里只有简单的＂收到了＂三个字。
直到那天，她托当年的同学捎来了那张分手信：＂明亮，咱俩不合适。你在山里，我在城里，两个世界的人。听说你们那连个电影都看不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夜里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的山风呼啸，想起她说过的话，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床头挂着她给我照的相片，还是去年夏天照的，她穿着时兴的碎花连衣裙，站在供销社门口笑靥如花。
记得照相那天，她特意去理发店烫了头发，还跟我说：＂等你当上校长，咱们也去照个结婚照。＂谁知道这话听着甜，却成了泡影。
慢慢地，我被教学工作占据了全部心思。班上有个叫小军的孩子，爹妈常年在深圳打工。孩子瘦瘦小小的，总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教室后排。
有天他发高烧，我背着他走了两个小时山路去卫生院，路上他迷迷糊糊地喊：＂爸爸...＂那一刻，我鼻子酸了。这山里的娃，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命。
从那以后，我开始当起了他们的＂爸爸＂。平日里教他们读书认字，周末带着他们去山上采野菜，晚上辅导功课。
记得有个冬天特别冷，教室里冷得连粉笔都断。我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让孩子们轮流穿着听课。那会子，我总想着：这些孩子要是能像城里娃一样，住在暖烘烘的教室该多好。
1990年，我被评为县里的优秀教师，分到了一套平房。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王老师，该成个家了。＂隔壁李婶还给我介绍了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说人家姑娘贤惠。
我都婉拒了。心里想着：这辈子不成家也没啥，有这些孩子们就够了。
1995年，我办起了山区第一所农民夜校。记得开学那天，下着大雨，还有十几个村民顶着暴雨来上课。看着他们在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字，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幸福。
村里老张头年过六旬了，每天上完夜校，还要在本子上练上一个小时。他说：＂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能给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写封信。＂
三个月后，他真的写出了人生中第一封信，全村人都替他高兴。那天晚上，老张头请我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一个劲儿地说：＂明亮啊，你就是咱们山里的活菩萨。＂
2000年，我争取到了资金，建起了砖瓦校舍。通电那天，全村人都来庆祝，孩子们围着电灯泡又蹦又跳。
小军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临走时抱着我哭：＂王老师，我永远记得您背我去看病的事。＂后来他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山区教书。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2010年。那天我去县城开会，在百货大楼门口遇见了玉兰。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眼角添了些皱纹。她穿着名牌衣服，挎着个进口包，身边跟着个小胖子。
＂明亮，这些年你...＂她欲言又止，＂我听说你现在是省级优秀教师，还上过电视。山里现在怎么样了？＂
我笑着点点头：＂比以前好多了，通了电，修了路，娃们也不用在土坯房里上课了。去年还建了个电脑房，孩子们可高兴了。＂
＂我...我后悔了。＂她眼圈红了，＂当年要是跟你去山里...＂
＂妈，快走吧，补习班要迟到了。＂她儿子在旁边催促。
＂小明参加奥数补习班，在前面新华书店对面。＂她有些尴尬地解释，＂你呢？这些年...＂
＂挺好。＂我笑着说，＂山里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孩子。＂
目送她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那个秋天的傍晚，想起了那张泛黄的分手信。只是啊，当年的伤心事，如今想来倒成了一段成长的经历。
路过学校，正赶上放学。几个学生背着书包跑过来：＂王老师，您看我们搞的科技小发明，下个月要去市里参加比赛呢！＂
看着他们天真的笑脸，我知道，我的选择没错。这些年，我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长大，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外出打工，还有的留在山里继续务农。
回到办公室，我从抽屉深处找出那封尘封已久的分手信，轻轻撕碎，任它随风飘散。夕阳下，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却不再孤单。
这山里，有我心爱的孩子们，有我付出的一切，也有我收获的幸福。
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洒进来，照在讲台上。二十五年了，我依然记得当年踏进这个村子时的心情。
黑板上还留着今天教学的粉笔字：＂梦想是注定要付出的，就像春天的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会在秋天结出果实。＂
收拾好教案，我又翻开了教学日记，新写上一行字：＂原来啊，幸福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生长。＂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那么清脆，那么欢快。我知道，这辈子，我就扎根在这片山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