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拥有一张好大好大的书桌，桌上堆了好厚好厚的书，我在上面写文章，写出来交给好多好多的人看。 为了这个梦，我在老家那座城市工作时，报读了成都《青年作家》杂志的小说创作班。但是那天午休时，我冒冒失失送报表到了领导办公室，撞见了我不该撞见的一幕。结果，领导砸烂了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张书桌。 这年秋天，我在母亲含泪的目光中南下打工了。仅有一张高中文凭，又没什么技术专长的我，在江门踽踽独行了一个多月，才侥幸进了一家美国佬开的大型电子厂做搬运工。 高高瘦瘦的我，架了副银边眼镜，拖着铁锈斑斑的破叉车咣当咣当满车间跑。外商管理人员的在我背后指指戳戳，女孩子见我抿着嘴笑,同事们也拿我寻开心，搞得我一脸通红。 更难堪的是，开饭时，白领工一抹嘴，蓝领工就抓起碗筷往前冲。干啥？舔盘呀！白领工吃的是生猛海鲜，蓝领工只能咽下黄米饭和发了霉的水煮土豆。 吃大苦耐大劳的搬运兄弟，每月工资仅300 多块，只有用舔盘来作为对身体的“进补”。 漆黑的夜晚，一想起往昔，我就蜷缩在被窝里，任泪水在脸上泛滥成河……这时，我多么渴望能重新拥有一张书桌呀! 每天一结束十几小时繁重的搬运工作，我就钻进猪笼似的宿舍不出来，把蚊帐一拉，在床头支起个小木板儿涂涂写写。 那时候，我的床底就是下水道，由于经常阻塞，厂里的管工就干脆把盖子揭起来，粪水臭水一冒出来冲得满屋都是！隔壁的歌舞声录像声交相奏乐，震耳欲聋！汗水滴嗒滴嗒地流下来，迷糊了我的双眼，打湿了我的稿子……但我全然不顾。 这年冬天，我抱着一些文章找到《江门文艺》的郭卫东老师，他是山西人，刚来江门不久。听了我的倾诉，他很感动。值夜班的晚上，他一边接读者热线电话一边看我的文章，满纸的圈圈点点，字字句句地修改，额上的汗珠就像雪沫般地往下滴，他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擦眼镜片。有时候，已经深夜12点了，当时的主编谢老师催他下班，他仍然捧着我的文章不放。 但是，从在学校里作文写得好到发表文学作品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历时半年，我才有一篇文章在《江门文艺)上发表。 收到稿费时，恰好是我的生日，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一共360元。这是迄今为止我收到的最有意义也是最贵重的生日礼物。可以说，这份礼物就是郭老师给我的。 渐渐地，我的名字在南方报刊出现的频率多起来，我的头脑开始发热了。我想：在工厂里受别人吆三喝四拼死拼活地干上一个月还抵不上一篇像样的文章的稿费，我一个月才写一篇文章么？于是，我不顾一些编辑和文友的劝阻，一意孤行地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显然，能发表文章，和要靠卖文章在一个城市吃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没有窗户、时常都有老鼠前来欢娱的出租屋成了我的安乐窝。 我每天都在清点一天比一天少的零散钞票，每天都在担心有人来查我早已过期的暂住证。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静下心来写作吗？况且，只要肚皮一贴紧背脊叽哩咕噜地闹别扭时，我就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了。即便是发表了一些稿子，也要望眼欲穿地等稿费，怪难为情的。 盼稿费,怪难为情的。 后来，我连门都不敢出了，生怕别人看到我那长长的头发和一身发白的衣服。那年的春节,我流着辛酸的眼泪，听着大街上传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我要去流浪……”的歌声，同七八个流浪汉在江门高沙港附近租了间四面灌风的铁皮小屋，白天靠几包方便面度日，晚上侧着身子拥挤在地铺里。半夜里，江风袭来，狼嚎般呼啸，一片惨淡，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任牙齿咯咯作响。 二我的经历，我的处境，怎样也瞒不过家乡的父母，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催我回家。 临行前，有位朋友拉住我的手说：“记住，你还会回来的!”是的，我还想回来，我的心在南方，梦在南方，我一定要在南方找一块属于自己的书桌。可是，我能找到吗？一回头，泪水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刚到家门口，母亲见我背着一大包书，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把脸绷得紧紧的。我强作欢颜说：“妈，别难过，我小的时候，你不是常对我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么？看，我都能写书了！”父亲在一帝听了，气得七窍生烟，把我码得整整齐齐的书掀了一地。 我只有在父亲的监督下，来到建筑工地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也许母亲说得对，连饭桌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书桌？也许我所寻找的书桌永远都不会给我带来生活的滋润和物质上的富足啊！ 但是，文学已经痴迷了我的心，夜深的时候，我趁着家人都睡熟的时候，又偷偷地爬起来，坐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看书、写东西…… 谁知，厄运总像一条毒蛇，躲在某个暗处，稍不留意就会蹿出来咬住我不放。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背着一包水泥上搅拌机，脚下一滑，摔进了下水道里。结果在医院一检查，除了骨伤，腰椎盘已严重突出，吃药、打针、做牵引，都不管用，只有动手术！ 刀刀钳钳,就在我的背心里整整折腾了3个半小时！住了一个多月院，我多年的积蓄被花费一空。 这时我干脆想，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我这唯一的追求，不管能否实现，都要背水一战，不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段时间，由于我身子已被固定在床上，不能活动。我只有把双手举到半空中，一手拿本子，一手握笔，艰难地写啊写……一见此情此景，许多医生和护士都唏嘘不已，他们都来为我读书读报。有时，我的一篇文章构思好了，我口述，她们就帮我做记录…… 两个月后，我终于能下地行走了。但我不想回家，索性在绵阳城租民一间房子住下来，一边休养一边写作。 几乎每天，我都有滚烫的文字从笔尖汩汩流出，成片成片地撒播在洁白的稿纸上，发表的数量和回收的稿费都呈直线上升。 几乎每隔三四天，我都有一篇文章见刊见报。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在卖书卖报的地方，随手一翻能都见到我的文章。 三码字儿不能当饭吃，不能养家糊口，都已成为过去时。 我所走的路，终于得到家人的认可。就连最顽固的老父亲，只要外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打听到，看我能不能写成文章。同时我也明白过来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放下所谓的纯文学的臭面孔，必须写富有生命力的，或给人启迪，给人帮助，让人思索和大家都喜闻乐道的东西，于是情感、美文、评论，知音体、读者体、社会纪实，一哄而上，渐入佳境。 受入推荐，我在绵阳一家报社干了半天，突然又接到广州一家杂志社的邀请。二话没说，我匆匆收拾行囊去了广州。 在广州安顿下来后，立马飞奔让我热泪盈眶的江门。当年在江门流离失所想找到一张书桌，结果在广州找到了。 我在广州一干就是六年，如果不是后来家庭飞来横祸，恐怕我至今还在广州。 在广州的日子，我每天面对着如山的作者来稿和并不宽大的书桌，又想起儿时做过的梦、在江门流浪的历史，以及在绵阳怎样扭转卖文不能为生的命运，更加百感交集。 当时，我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这张书桌是象征我的职业也罢，是拥有一个学习和写作的场所也罢，其实都是一种外在形式。在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即使我拥有了它，只要不努力，还会失去的。 或者说，书桌就是一面流动红旗，随时可以拥有，也随时可以失去。我想，我心中的书桌也许永远都在遥远的地方，我永远都会因为想拥有它而行走在追求的路上。 即使某一天，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了，我也坚信，它也会为我产出香喷喷的面包来。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在广州工作时的构想，可以随时潇洒地辞去各个工作岗位，却有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和业务，并且能在书桌上种出较高质量的稻粮，为清贫的草根文化人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