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墓园里的天使喷泉

一年的终了，是送年的时候，也是送行的日子。岁月从我们身边走过，带走了时光，带走了人，却带不走记忆。

岁月掬水，年华虽去，月犹在手；海鸥飞处，河畔青青，再上重楼；一封情书，一蓬飞雪，一人守候。

不必说她们的名字，那些今天才品出味道的诗，那少年时曾唱起的歌，那大雪中的一回眸，早成为了生命中的符号，记忆中的结构，人生中的锚点。

即见君子，云胡不喜。

艾青曾有一首《无题》：

有时我也曾挑灯独立

爱和夜守住沉默

听风声呼啸于屋外

去回想一些远行的人。

这世上有无数的远行人值得回想，可他们不止如此。在人生偶然一处邂逅，我们会不期而遇。留给这个世界的，许是文字，许是影像，许是一方充满着温度的墓碑。

那里并不冰冷，只会让人安心。

雪花也是有温度的。

人世间，总会有些不期而遇的邂逅会打动你。

高中时候语文考试，那时候试卷还不习惯在阅读文末注明作者和篇名，所以哪怕是在紧张的考试过程中也忍不住停下来一读再读的文字，却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谁的作品，只能期待下一次的邂逅。

比如那篇书写托尔斯泰坟墓的散文，在午后阳光照耀进的考场，我曾被那种朴素而伟大所震惊，却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这是茨威格所写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前几天，看到国家大剧院云放映话剧《哈姆雷特》，点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掘墓人跟他的同伴说：“是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

是谁呢？

是他们自己，因为掘墓人造出的坟墓可以住到世界的尽头。

第一次邂逅这句话，是高中放学的路上路过书报亭，随手买到的那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买了又放在书柜里很久，直到在一个风雨的深夜，写完了一半作业，想换换气，结果站着看了半夜，就看到书里引用的莎翁的这句话。

而在那个午后，我又邂逅了一座墓园。

这次是来上海广播大厦来做“文化润疆”主题的节目。今年秋天在新疆喀什走了一个月，那时节，半个朋友圈的上海文艺界的朋友都在。

俗话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喀什当然有万亩胡杨和塔县的冰川，不过最有名的还是古城和香妃的墓园。只是这次润疆，旅途匆匆，没有走进，只是在行车的时候遇见了叶城烈士陵园，斜坐在椅子上的背立刻直了起来，看着那座简朴的墓园，把一切的故事凝在门楣上的那颗红星，匆匆却又久久而过。

直到这次直播结束，即将返程的时候，看到广播大厦的不远处就是宋庆龄陵园。想起我们复旦的老校长马相伯先生就安息在这里，我虽然在2010年的时候就写过一部《天地玄黄马相伯》的话剧，但终未拜谒过先生，就想趁着时间还多，就到宋陵中走一走。

鲁迅曾说过，除了海边的闰土，少年时的他“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上海的天际线是被高楼大厦围成的不规则行状，我们被折叠进了井中。那么进入宋陵，你会感觉到了一个桃花源，不是陶渊明讲过的田园居，而是像绿野仙踪一样的另一个世界。

世界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整个城市的声音似乎都被这一圈绿树挡住了，围成天空的是这个世界本来的东西。进门后，走过长长的一段路，就是宋庆龄先生的纪念碑，黑色大理石与金色的题词，如同大地和沉埋于大地的熔岩，迸发时曾给世界以震撼，沉静时成为世界的底色。

纪念碑之后，就是墓园了。

花岗岩的墓碑上下，镌刻着宋庆龄先生父母的名讳，那是影响了近百年中国的六个子女难得同心的地方。再有，怕是在抗战期间，三姐妹的抗日演讲，在重庆，在美国国会，在每一个需要激励的地方，她们都有着共同的声音。然后，在大历史的转折年代，她们有个各自的道路。

宋庆龄先生的墓在父母之墓的右首，那里有一束鲜花，当是每日都有鲜花吧。而在左首边，则是从先生十六岁开始就陪伴着她的李燕娥女士。在她自己的墓碑上写着“国家荣誉主席”，写着“宋庆龄同志”，而在李燕娥女士的墓碑上，是“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只有“宋庆龄”。对于这两位相扶相持大半个世纪的女性来说，名字之前并无他物，我就是我，你也就是你。

只是，在这里安息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

晚清的上海，江声浩荡，升腾于外滩之外。

栈头喧嚣，船夫降下风帆，力工扛起包裹；跨越好望角而来的英国海员把珍藏在壶底的半口朗姆酒一饮而尽；在淘金场里输光了最后一点儿遗产的美国佬试着在这片古老而新鲜的大陆寻找翻盘的机会；那些流浪的人啊，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吉普赛人，在这里你将没有歧视，只要有足够的权势，就能和古老帝国的道台大人谈笑风生，用你的名字命名大楼。

这里不是你的家园，又将成为你的家园。

然而生命在时光面前，总是一首过于短促的歌。诚然有着富可敌国的财资，可也必将孤独地走向往生。未必叶落了就要归根，故乡也不过是我们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于是那些近代在上海的人啊，不管你的肤色如何，国籍如何，家乡何处，终究想在上海停下最后的脚步。

而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是家族墓葬，是祖坟，外人不得入，那么既然大家都是新上海人，何不效仿国外公墓的形式，为这些安息的人打造属于上海的安息之地呢？

1909年，商人经润山在上海徐家汇置办了二十亩地，建造公墓，取名“薤（xiè）露园”。典故出自《乐府诗集》，“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人的一生，就像是草叶上的露水，当太阳照耀的时候，很容易就干涸，可是明天就会有新的露水，而明日之我却已不是今日之我。只是这样的名字，过于中国哲学。所以，1917年经润山的妻子在扩建西移公墓的时候，将薤露园改名为万国公墓。

晚清的时候，有好多“万国”的概念，万国邮政、万国运动会，还有曾被称为“万国博览会”的世博会。而这座万国公墓真的是一座小小的世界陵园。

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内山完造夫妻的合葬墓，作为日本人，他们因为和鲁迅的关系被国人所熟知。墓上有两方汉白玉的雕塑构件，其一是两座桥梁造型的墓碑，写着夫妻各自的名讳，寓意着夫妻俩对于中日文化的沟通桥梁作用，其二则是一本打开的书，在鲁迅的故事中，总会有那家“内山书店”，而在这本书上则刻着金色的碑铭：

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

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吁嗟乎，

如此夫妇。

这里的名人很多，有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专家原奥地利人魏璐诗、日本大阪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长夫妇。当然，还有一些名字并不熟悉。就像一块立了很久的简朴的花岗岩碑，主人是一位生于1948年的越南实习生梅氏力，这座碑立于1968年，他还只是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爱与忧伤，青春和梦想，在一个叫做上海的地方划上了句号，却在这座陵园里被后人想象和怀念。

我为这座碑底扫了扫堆积的松针，我也曾如你那样年轻，我也曾唱着美好或忧伤的歌。你虽比我大三十岁，可是却能永远留在比今天的我小三十岁的年华。

还有那些没有竖碑的名字，只是一排排，落在地上的小方碑。我虽然作上海史研究，可是这些外国人的名字却让我陌生。不是每一个过去的人都能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可是他们都曾在这个世界上活生生地行走过，是某个人的子女、爱人、父母，有着某一刻的高光与人世好年华，有着不被历史记录却不证自明的存在。

历史书只是一行一行的字，而他们则组成了整个世界。

也许我们没有记住他，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某个父母、爱人、子女会记着这个人。与世界无关，只因我。

最后，在墓园的边缘，看到了“鲁迅先生原藏地”碑，从他去世的1936年到迁往虹口公园的1956年，先生长眠于此。护佑着，也注视古老中华的死与生，沉与浮。

可是，依然没有找到相伯先生。

在另一片紧邻的墓园。

这里墓碑不多，可每一座都有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让人们走到碑前，让人想起博尔赫斯小说里的花园。

这是近代名人的墓园。愈是往前的，愈是简朴的墓碑，简朴到一封，一树，一名，一铭。

我看到了杨度。在大学时代因为读过了二月河的《旷代逸才》。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年轻才子的模样，在日本唱着那首汉乐府《上邪》，惊倒一片和歌与俳句。

是啊，受教科书上的各种标准照的影响，我们对于历史名人的印象，往往是他们老年的时期，可是再看看，年轻时候的普朗克戴着优雅的金丝眼镜，丘吉尔如翩然贵公子，海明威面容坚毅额头饱满，斯大林络腮胡下一脸深情。

所以，文学留住了一个人的少年，而墓碑则留住了后人的想象。杨度的一生，少年以诗鸣于时，先后倡导民主独立、君主立宪，可时事让他一再碰壁，甚至宁归罪于我地加入筹安会恢复帝制，可中国不再需要皇帝了啊，于是迷茫的他甚至潜心佛学，把自己封闭在中观之道上。可就在一切非可非非可中，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里，在青春不再少年已老的岁月里，他结识了伍豪，也走上了一条让他安心的新路。

逸才终由此旷代。

关于孙道临先生和王文娟女士的故事，我们往往会把目光投向武康大楼，投向戏剧戏曲的舞台，电影电视的银幕。可是在这里，他们永远偎依在一起，不是艺术家，只是一对亲密的爱人。

昆曲大师俞振飞和京剧大师李蔷华，也是珠联璧合的故事，他们的圆雕胸像还是唱念的做派，就像一旁的评弹大家蒋月泉，一把三弦走天涯，终也弦歌不绝。

看着远方的是陈逸飞，远方是周庄的双桥，或是从古典走来的仕女丽人。不知他的画笔，是否可以与旁边的诗人杜宣、儿童剧作家任德辉通感。踏向远方的，是麒麟背上的周信芳，三尺舞台，一转身，就是万水千山，可是再遥远也跨不过时间，辛亥的元老黎仲实，如果再长寿十几年，会不会和旁边的杨杏佛有同样的选择。

但是，我还是没找到相伯先生。

哪怕是查了复旦书院的孩子们扫墓的照片，我还是无法从几乎同样的绿色中找到位置。就在我以为又要缘悭一面的时候，在几株青松旁遇见了相伯先生。

那是简朴的一方碑，一封墓，碑上是他的生平和照片，墓上写着“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雕塑和造型。

1939年11月，马相伯在越南谅山逝世，就在当年数月前全国各界为他祝贺百岁寿典，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可是，他最想的还是回家，回到故土，回到江南。在10月听闻湘北大捷的时候，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以至沉疴难起。

熟读史书的相伯老人，当然知道北宋宗泽在临终前北望大呼三声“过河！”而林则徐壮志未酬，也在“星斗南”的呼声中溘然长逝。

我们不知道最后岁月里的相伯老人想起了什么？当不是《春天，遂想起》（余光中），《人间草木》（汪曾祺），《借我》（木心）这样类型的诗意。作为出生在鸦片战争，经历过洋务运动，见证了辛亥革命，目睹了北洋覆灭，又遭遇着日寇入侵的百岁老人，他这一生坎坷，却一生执拗。

他人虽老，但永远青春。就像北大的孩子们用摇滚纪念他们蔡元培校长，那些在黑暗的铁屋中依然呐喊的人们啊，真正的摇滚精神，不是嘶吼和沙哑，而是永不绝望，永不屈服。

是雄狮少年心中的狮吼，是林云少校的“我尽责任”，是从震旦走出不迷茫的未来，是在延安山沟里讨论英国潜艇美国航母战术的小八路军战士。

这样的摇滚，你怎能不爱？

直到相伯先生逝去12年后，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派员前往越南迎回了相伯先生的灵柩。

先生，回家了。

江南出去的孩子又回到了江南。

于此，安息。

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们，功业如帝王，山为陵，俑成阵，可在洛阳走过那么多的坟墓，帝王陵、公主陵，古墓博物馆漫长的甬道，还是不如龙门附近一座小山上白居易的墓，诗歌是他最好的墓志铭。

在遥远的西欧，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啊，四位国王的雕像为他永远地抬棺。可是在新大陆也有他的纪念碑，碑铭却写着：

这里躺着一位英雄，

他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

这里躺着一位魔鬼，

他的出现给美洲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而在茨威格笔下的托尔斯泰墓，“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那样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

因为，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

没有皇帝为白居易书丹，没有国王为托尔斯泰抬棺，没有一座以相伯先生命名的陵园。可是这又如何？

他是一位爱国老人，和同样爱国的宋庆龄先生，和那些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和如此多的艺术家们，安息在一片宁静的墓园。

人类为什么需要坟墓，那是对亡者的怀念，对生者的慰藉。所以，除了掘墓人，还有守陵人。不是宫斗剧中那种同于流放的守陵，而是真心且主动的代代相传，就像为袁崇焕守陵四百年的余氏家族，虽然后人终要走出守陵的命运，可这比起那些源自帝王之命的陵卫，比起住到世界尽头的掘墓人，这四百年更加珍贵。

著名慈善家埃利·嘉道理爵士（Sir Elly Kadoorie）逝世于1944年，他曾在上海和香港打下宏大的产业，和建设了数座学校，后来安葬于万国公墓里，他的碑铭是这样写的：

The true grave of the dead is in the heart of living.

（生者之心房，亡者之永庐）

在宋庆龄纪念堂的左首，是一座鸽笼。先生喜欢养鸽子，于是在她的故居，在这座墓园，都养着这样许多自由的精灵，不管是水泥、绿树还是什么围成的天空，对于鸽子来说，这都不算什么，振翅一飞，就是整个蓝天。

她不愿我们的思念只在墓园中，而是在更广阔的时代，更宏伟的愿景下，让人成为人。

在堂前的广场上，家长和孩子正打着羽毛球。打出一个好球，他们会叫好，但是会轻轻的，因为怕惊扰先生们！

可是，先生们当是喜欢的。宋庆龄先生最爱孩子，捐建了大学、中学的马相伯先生也爱孩子，儿童剧作家任德辉先生依然爱孩子，而那些为了和平和富强奉献终生的人们，同样也喜欢这样的欢乐。

因为他们一生所求，不就是这宁静里的笑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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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109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许静波

作者简介：苏州大学副教授，剧作家。

注：书丹，碑刻术语，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