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这一阶段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溃千里的局面，仅仅15个多月的时间，大好河山半壁领土沦于日寇敌手。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

敌强我弱，国力的差距。

中国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差距是不容无视的现实情况。

在经济上，日本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已达54.5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钢产量为635万吨，生铁产量为239.7万吨，石油产量为39.3万吨。此外，还能生产各种飞机、火炮、汽车、坦克和舰艇。

而中国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3.6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钢产量为55.6万吨，生铁产量为95.9万吨，石油产量为0.02万吨。

两者相对比，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及日本的1/4，钢产量不及日本的1/10，生铁产量不及日本的1/2，石油产量不及日本1/1900，而且，中国还无力生产大型武器,如重炮、坦克、舰艇和飞机等。中国所需的大型武器均需依赖进口。

在军事上，日本1937年现役兵力为108万，预备役兵力为678.8万，二者共计786.8万。中国的现役兵力为202.9万，预备役兵力为50万，二者共计252.9万。中国不及日本的1/3。

1937年日本拥有陆军95万，24个师团，每个师团配有战马5800余匹、步骑马枪9400余支、掷弹筒570余具、轻重机枪640余挺、火炮100余门、坦克24辆、汽车262辆、自动货车266辆、一马曳车550余辆。

而中国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约计百万，其中有80个步兵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独立团。每个师配有步骑马枪3800余支、掷弹筒2540余具、轻重机枪320余挺、火炮40余门。这种情况仅限于10余个调整师，其余各师实力仅有五成左右。装备最好的中国军队是国民党中央军。而在中央军中能配备新式武器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军和师。配有战车的机械化部队仅有3个营。地方部队的装备更是极差，所以才会有大刀队的出现。

日本的海军居世界第三位，其战舰、巡洋舰、潜水艇和航空母舰共有200余艘，总吨位达190万吨，而中国只有新旧舰艇66艘，总吨位为5.9万吨，仅为日本的1/32，保卫海疆力不从心。

日本的空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而中国只有空军中队31个，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为305架，不及日本的1/4，捍卫领空心余力绌。

特别是兵员，日军士兵的军人职业性和战斗性都高于中国，反观中国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为文盲，又多为抓来的壮丁，其战斗力之强弱不言自明。

消极防御，阵地战失利。

在对日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上，国民党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缺乏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意识，没有主动寻机出击，以清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搞单纯的消极防御。“七·七”事变发生时，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约有10万余人，而日军则只有四五千人，如果国民党按照以攻为守，占据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那么平津战局就有可能改观。可是，宋哲元却遵照蒋介石“就地抵抗,不扩大事态”的电示，不许部队主动出击，结果自缚手脚，错失战机。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民党错误顽固地坚持以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消极地分兵把口，固守阵地。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等会战，都是消极的、防御的，以阵地对阵地死守。蒋介石屡次明令守军坚守阵地，只要还有一个据点，就要尽力固守；只要还有一点工事，就要竭力死保。即使还剩一兵一卒，未奉命令，至死不退。这种死打硬拼的战略，使中国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更多地消耗了自己，城池与实力俱失。

准备不足，计划杂乱无章。

战争前后，国民党在财政、金融、通信、交通、运输、军用器材及民众组织等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乃至战事发动以后，仓皇应付。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华北当局在和战问题上仍动摇不定，认为日本不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要中国做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当日本开始大规模增兵华北之时，国民党不仅仍不做战争准备，而且还声称和平解决已有可能，下令撤除北平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城门日日军发动大规模突袭。

淞沪战场顾及了淞沪而忽略了杭州湾，造成日军乘虚从杭州湾登陆，迂回至上海打败国民党军队。

1937年11月，乘中国军队在淞沪溃败之机，日军开始发动对南京的进攻。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对南京进行固守。唐生智根本没有死守南京的准备，更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当日军进逼南京之际，唐生智便立即放弃了东南阵地，把10余万大军全部集中在京城附近，而当日军兵临城下时，唐生智不仅不率部出击，反而下令撤退。撤退一无计划，二无准备，只给10余万大军指定一条退路。结果，秩序大乱，一败涂地，城破人亡。

内部矛盾，派系斗争无谓内耗。

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军是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双方都相互提防，互不信任。面对日本的侵略，各地方实力派积极参加抗战。蒋介石便采取“整治”政策，把他们调到抗战第一线，不仅不给予充足的装备，而且受损后也不予以补充，企图既组织抗日又实现消灭他们的目的。

国民党内部有黄埔系、政学系和CC系等，黄埔系内又分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派、胡宗南派和汤恩伯派等，桂军中分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三派，晋军内有五台籍与非五台籍之分，东北军中有少壮派、元老派、土派和洋派之别，川军中有刘湘、杨森、刘文辉和邓锡侯等几派。派系之间错综复杂，互有恩怨，难以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抗日力量。

第六战区司令冯玉祥指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榘的两个师，为保存实力，韩却命其两师放慢行动，更是在关键时刻迅速撤回一个师，致使日军转退为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韩复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蒋介石的多次急电严令，丢济南，弃泰安，一路撤退，为日军迅速南下提供了便利。

武汉保卫战，信阳失守，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而胡却置若罔闻，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致使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对日军进行了积极的抵抗。

在平津抗战中，当日军向芦沟桥发动攻击后，驻守在宛平的29军紧急赴战，对北平南宛、北宛、西宛大举进犯的敌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32师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士兵牺牲五千人以上，在军营服务的近千名学生也大部壮烈殉国。

1937年8月到10月的淞沪战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华北战场的部队外，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场作战，占当时可能调动的兵力的三分之一，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省地方部队都参加上海抗战。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是蒋介石，坚持达三个月之久，日军死伤四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痴心梦想。

1937年8月上旬南口之战，国民党第89师第13团固守南口，顽强血战半个月，打退日军第20师团主力，第5师团、第10师团各一部，与酒井混战旅团等众多敌人的数次进攻，日军死伤惨重，但该团将士几乎全部为国牺牲。

1937年8月忻口会战，国民党军十六万人抵抗坚守近一个月，日军以三万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占领忻口。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14军军长刘家祺及数万士兵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1938年春，第五战区在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了台儿庄会战。西北军、东北军、桂军、川军、滇军及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均参加了会战，取得了消灭日军两万多人的胜利，是继平型关作战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说：“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但是，由于受蒋介石长期不抵抗主义的影响，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形成大溃退的局面。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国民党政府的抗日积极性已经消失，接下来采取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