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们的预期寿命变长，那么退休年龄就需要适当的向后延长。像丹麦、希腊、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芬兰等国家都是用这种办法的。
以葡萄牙为例，退休年龄延长年数等于预期寿命增加年数的2/3。举个例子，如果预计40岁的上班族他们的生命在未来延长15年的话，那么他们的退休年龄就往后延长10年。
这样既能让人们享受退休带来的好处，又能增进养老金制度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但问题在于，大部分国家的老百姓不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担心公平性问题。
因为虽然人的寿命确实增加了，但是增加的那几年很可能是不健康的，因此，希望人们在不健康的状况下增加工作年龄是不合理的。
但现有证据表明，人们增长的寿命往往是健康的，这表示人们确实有能力工作更长的时间。
还有一种反对观点说，相对贫穷的人会去世更早，从事更多体力劳动的人也可能身体很差，因此他们无法延长工作时间，让他们延长退休，明显是不合适的。
但是研究表明，适当的让这些人延迟退休，从身体上来说，问题不大。女性养老金也涉及到公平问题，许多国家的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退休年龄小，而女性往往有更长的寿命。
这似乎表明女性需要更多的养老金，但是女性的工作生涯比男性短，所得的工资比男性少，就造成了女性的养老金水平更低。
我们知道，为养老金计划缴费的人越多就越能分担风险，养老金制度的效率和持续性就更高。所以理论上讲，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奉献的义务，这样每个人才能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同样的，与之前所说的最低工资、最低医疗保障类似，最低养老金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支付能力。
理论上讲，最低养老金起码应该能让老年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支出。也就是应该参照物价、工资、人均收入等各种指标进行调整。但问题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储蓄能力有限，也没有较好的理财能力，让他们缴纳养老金难度也比较大。
于是有些国家就通过补充缴费或者提供初始津贴的方式，鼓励人们加入养老金计划。比较典型的是新西兰，提供一些补贴，来使更多的人自动加入养老金体系。
证据表明，在人们刚开始工作时，先让他们自动加入养老金计划，后期可以选择是否退出，结果大多数劳动者不会退出养老金计划。因为加入过程很容易，而退出则会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现实表明，大多数养老储蓄不足的人以及从事自由职业、兼职工作或者签订临时合同的劳动者，特别容易遭受养老风险，这些人有女性、低收入群体，或者年轻人、老人。
如何为他们解决养老问题，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方式有两个，一是不要求他们缴纳养老金，如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
二是允许这类工作者缴纳比较少的养老金，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年老时得到的退休金很少，像加拿大、法国、意大利、韩国、美国等是这样做的。
缴纳养老金比想象中要复杂，原因在于，如果人们选择的是兼职工作或者临时性工作，会有一些人不签订劳动合同，那么怎么交养老金就麻烦了。
如何保障这些人的老年生活，其中一个方案是，让劳动者全权自己缴纳养老金，因为这些人没有长期在固定的公司工作，也就意味着公司那部分养老金不可能为他们支付，那这些自由职业者自己需要缴纳的养老金就更多了。
另一个方案是，国家帮那些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的人缴纳养老金，国家承担一部分或者几年养老金，以此来鼓励那些人为退休储蓄。
增加养老金计划缴费人数也是一个好办法，可以直接让更多的人参加工作，比如日本就积极鼓励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这就代表着将有更多的人缴纳养老金，使养老金体系可持续。
国外移民也是养老金体系重要的缴费群体，在美国，移民劳动者占新增劳动力的65%，欧盟这一比例为92%。针对14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发达国家50%的成年人、发展中国家80%的成年人都没有养老储蓄。
一些国家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加养老储蓄，往往采用一些额外的补贴，也就是国家给予10%至20%的赞助，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缴纳养老保险。
此外，养老金计划应当允许人们逐步退休，使人们转向灵活就业或者做兼职工作。比如在瑞典，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可以取出全部的养老金，也可以取出75%、50%、25%的养老金，或者一分不取。
没取出的部分会继续增值，并且如果达到退休年龄的人选择继续工作，他们就可以继续存缴，从而增加其老年时的收入。
总之，有多种方式使老年劳动者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收入，比如国家最低养老金、雇主养老金、个人储蓄、兼职工作等。当然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其老年人收入的构成成分也不同。
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国家为65岁以上人口提供了大部分收入，而在土耳其，雇主提供的养老金占比最大。在智利、韩国、墨西哥等国家，老人主要通过继续工作获取收入。
下面探讨另一个问题，由谁来照顾那些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尤其是现代社会，孩子不在身边的，单身的，以及选择丁克也就是不生育孩子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年老时怎么办呢？
从历史上看，社会上的老年人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照顾，但是现代女性越来越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的社会观念发生变化，再加上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需要照顾的时间增多，许多国家开始艰难的选择对策。
抱团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新模式都在探索中。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独立自居的欧美国家也发生了趋势上的逆转，截至2011年，欧盟国家中有48%的18至34岁的人口与父母同住，美国也创新高地达到了36%。
原因无他，主要就是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年轻人被迫与父母共同生活。而且上年纪的人通常有机会买到更便宜的住房，而现在年轻人买房压力越来越大，父母不帮助有些人根本就买不起。
当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家庭成员必须集中收入共担风险，以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住房成本的不断升高。
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将会独自生活，虽然说老年人延长的寿命通常是比较健康的，但是许多老年人在某些生活场景中仍然需要帮助，比如洗澡或者做饭，最不可能健康老去的是早年生活贫困的低收入人群。
换句话说，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偏偏是最没有支付能力的人，这是让社会很挠头的事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这个责任压到家庭和社区身上。
从根本上说，为了使居家养老切实可行，我们必须把无偿的护理工作变成有偿服务，不管这一服务是由专业人士提供的还是其家庭成员提供的。
国家为那些照顾自己父母的人提供报酬看似奇怪，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更加人性化，更有效果，而且综合来看成本更低。由亲属提供照顾，能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症。
在某些富裕国家，比如荷兰和北欧国家，为不同收入的群体无差别地提供长期护理服务。而另一些国家的养老，则只针对那些支付不起的人。
国家推行长期护理制度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在护理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此外，技术也能起到帮助作用，日本正在大力投资看护机器人，机器人能够测量被看护者的基本生命体征，呼叫紧急服务，提醒人们服药或者锻炼，比起欧洲大量引进国外护理人员更合理一些。
实践表明，定期组织一些沙龙活动，为老年人提供社交机会，让他们参加文化教育活动或者体育活动，能使护理需求减少一半，使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减少1/3。长期来看，各个国家的养老费用将会快速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