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越爆发了自卫反击战，黎笋的越南未能抵挡住中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最终在国内外的舆论和政治环境中陷入了困境。越南的失败让黎笋开始认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翻盘的机会，尤其是当苏联逐渐收回对越南的支持时，黎笋开始对未来感到茫然。

1985年，黎笋终于决定放下身段，想要寻求和平。然而，他并不愿意直接向中国认输，因为这将让他失去太多的面子与权力。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看似巧妙的方式：通过第三方的调解来“婉转”表达认输的意图。这一第三方正是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甘地的到访使得黎笋得以借此机会向中国传达自己希望恢复和平的信号。

在一次盛大的接风宴上，黎笋向甘地委婉地表露心意：“印度在许多地区性事务中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或许中越两国的关系应该回归正常化。”这些话虽未直接说出“认输”二字，但其意图已经十分明显——黎笋希望通过印度作为中介，向中国传达越南愿意放下过去的敌意，寻求和平的信号。

然而，邓小平得知此事后，并没有立即给出答复。他的回应非常谨慎，也异常冷静。在得知黎笋通过甘地传达了希望恢复两国关系的意图后，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中越两国的关系必须在两国边境停止战火，战区百姓得到安置，各地恢复和平之后，才能回归正常化。”邓小平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坚持以“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为基础，表达了中国对越南恢复正常关系的基本要求。

黎笋的这一“认输”企图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响，反而让他在国际政治中更加陷入尴尬的境地。尽管他通过印度作为中介进行了尝试，但中国的回应毫不含糊，并未给他太多面子。这使得黎笋在外交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陷入了两难境地。尽管他力图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然而，这一策略并未改变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时间进入1986年，黎笋意识到，苏联已不再支持越南，这使得他彻底丧失了翻盘的机会。最终，黎笋在同年7月因病去世，结束了他长时间的政治生涯。然而，越南的困局并未因此而终结。1986年1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由亲华派的阮文灵接任。阮文灵认识到，越南当前的困境需要转变外交策略，而与中国恢复正常化关系，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阮文灵积极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为此，他甚至亲自联系了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希望通过老挝与中国的外交沟通，推动中越关系的恢复。1989年，凯山·丰威汉访问中国时，阮文灵通过他向邓小平传递了一个信息：“越南希望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这一次，邓小平的回应也显得更加明确和宽容：“中越两国的关系恢复正常化是我一直期待的事情，但前提是越南部队必须撤出柬埔寨。”

阮文灵迅速做出了回应，立刻采取行动，将越南驻柬埔寨的军队撤回。这一举措让中越两国关系渐渐回暖，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往来。与黎笋时代的紧张局势不同，阮文灵通过务实的外交手段，最终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恢复，也为越南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