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14年时间，清军、太平军都很少进行主力对决，尤其是野战厮杀，都是城池攻防战居多。1864年，太平军余部在大江南北继续抗清，却有许多大规模野战，给清朝重创。

1868年，遵王来赖文光在扬州被俘虏，写下自述，说出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继续抗战，拒绝投降的原因。赖文光直言：“此乃形势所迫，不得不为”，说僧格林沁滥杀无辜，太军余部走投无路，被迫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僧格林沁，晚清满蒙阵营第一名将，是太平军劲敌。僧格林沁率领的关外八旗与蒙古骑兵，是清朝最后一支王牌，在抵抗英法联军，剿灭北伐军、捻军、新捻军的战斗中，都立下大功。

僧格林沁能打仗，但格局不行，胸怀不够，但凡僧格林沁具有胜保的胸襟，也不至于阵亡沙场，改变晚清军政格局。僧格林沁背信弃义，滥杀无辜，起义军除了血战到底，别无选择。

1853年6月，2万太平军北伐中原，半年不到就抵达天津。清朝组建胜保、僧格林沁两大军团，总计6万大军，围剿北伐军。胜保养寇自重，愿意为起义军将领做担保，僧格林沁则正好相反。

林凤祥、李开芳等数十位将领，僧格林沁都将其凌迟处死，或者就地处决。僧格林沁答应投降不杀，结果冯官屯的数百将士，刚出了村庄，就人头落地，用起义军鲜血染红顶戴。

1863年，捻军首领张乐行及其妻儿被叛徒出卖，送给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是如何对待他们呢？让张乐行看着妻儿被凌迟，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然后才将其凌迟处死，可谓暴虐。

1864年，陈得才、赖文光与李秀成约定“二十四个月后，回京勤王”到期，西北太平军20多万人分批南下，从汉中、关中回来勤王。

20万大军，精锐并不多，主要是陈得才、赖文光招募而来，以散兵、哥老会、流民为主，声势浩大，实际战斗力并不行。如此，天京陷落时，这20多万人还在湖北境内。

20万大军勤王，僧格林沁负责拦截，从河南一路杀到湖北，在英山、霍山一代拦住他们。由于天京陷落，幼天王被俘虏，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太平军余部没啥战斗信心，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陈玉成麾下部将马融和率7万人先投降，跟着僧格林沁。马融和凭借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又去劝降其他将领。范立川、甘怀德便劫持蓝成春，带着11万人投降清朝。

陈得才见大势已去，不想沦为俘虏，又无法挽救颓势，便服毒自尽。陈得才的亲兵，也纷纷溃散，自谋出路。如此，江北起义军陷入低潮，掀不起大浪，但僧格林沁的虐杀与屠戮，终于引起了反弹。

僧格林沁认为，太平军、捻军已经被打散，灭亡指日可待，不必要招抚，还不如杀了他们，为将士争取功劳与赏赐。一声令下，十几万投降的太平军，都被清军处死。

僧格林沁滥杀，残暴，让本处在观望之中的赖文光无路可退。投降是死，战斗也是死，为何不血战一番，争取出路呢？赖文光重新聚集人马，带着4千人逃到两淮，与张宗禹、任化邦捻军联合。

赖文光有谋略，有太平天国大义名分，张宗禹、任化邦骁勇善战。这3位重量级人物聚集在一起，重新整编了太平军、捻军，组建新太平军，也称新捻军。

脱胎换骨后的起义军，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帜作战，并接受册封。张宗禹，册封梁王；任化邦，册封鲁王；张禹爵，册封幼沃王；李允，册封魏王；牛宏升，册封荆王。再则，起义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非常强，他们拿着削尖竹竿冲锋，让清军吃尽苦头。

1865年，高楼寨之战，八旗遭遇埋伏，阵亡一万余人，僧格林沁死于小兵张皮绠之手。僧格林沁及其骑兵败亡，清朝失去最后一支能打的直属部队，满蒙集团无人可用，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走上了前台。

曾国藩、李鸿章相继督师，围剿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李允等悍将，也付出惨重代价。淮军阵亡8千余人，悍将张树珊被斩杀；吉字营最后的余晖，彭毓橘所部4千人覆没，本人阵亡。

尹隆河之战，刘铭传所部差点被全歼，鲍超“霆军”惨胜。此战，湘军、淮军矛盾恶化到极点，李鸿章偏袒刘铭传，清朝“崇淮抑湘”，慈禧遣散“霆军”18000余人，淮军成为绝对主力。

1868年，起义军最终战败，但清朝的军政格局也发生改变。八旗、湘军都元气大伤，淮军成为香饽饽，驻防京师重地，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北洋军，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但凡僧格林沁格局大一点，有胜保一半的胸怀，晚清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僧格林沁善待捻军、太平军余部，愿意为起义军将领兜底、担保，也不会有高楼寨惨败。如此，八旗、湘军、淮军三足鼎立，清朝有更多的筹码，可以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