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撰文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各行各业。他认为，AI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医疗到金融，再到教育，几乎每个领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陈辉强调，AI不仅提高了效率，还推动了创新。他举例说，在医疗领域，AI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而在金融领域，AI则能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市场趋势。此外，陈辉还提到，AI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个性化学习方案成为可能。他总结道，尽管AI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伦理和隐私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应对。陈辉呼吁，在享受AI带来的便利时，我们也要警惕其潜在风险，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
2013年7月11日，一部20集的历史剧《将军外交家黄镇》正式播出。这部剧专门讲述黄镇的故事，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将军大使”之一，共有12位，而黄镇是唯一一位被拍成电视剧的。这部剧的推出，让他在这些大使中显得特别突出。
黄镇在外交领域担任过三个重要职务：他是中国派驻匈牙利的第一位大使，随后又成为首位驻法国大使，以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首任主任。他还因其卓越的军事和艺术才能，被誉为“将军大使”和“画家大使”。
黄镇在外交领域耕耘了整整2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球多个重要外交岗位。从驻匈牙利大使兼管阿尔巴尼亚事务，到转战印度尼西亚、法国担任大使，再到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表现卓越，成绩斐然，堪称中国外交界的杰出代表。
陈毅曾赋诗赞誉黄镇，称其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歌，可谓“三绝”。
黄镇将军不仅在外交领域表现出色，还精通书法、绘画和诗歌创作，后来更担任了文化部长一职。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他“文武双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通过诗句表达了对黄镇的赞赏：“黄镇有三项绝技，分别是书法、绘画和诗歌。如果他能持续创作，必定会名扬四海。”
黄镇于1909年生于安徽枞阳县横埠镇黄山村的农家。1925年，他先后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师从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李苦禅等知名画家。毕业后，他在浮山公学担任美术教师，但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解雇。随后，他通过朋友介绍，进入冯玉祥的部队，担任文书和中尉参谋。1931年，黄镇参与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并于次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黄镇为纪念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绘制了一幅大型油画《粉碎敌人的围剿》，这幅作品得到了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同年，他随部队踏上长征之路，期间编写了独幕剧《破草鞋》，深受士兵欢迎，其创作的《打骑兵歌》也在红军中广泛传唱。在长征过程中，黄镇还完成了500多幅速写和漫画，这些作品后来被整理成《西行画集》出版，成为记录长征历程的珍贵视觉资料和艺术精品。此后，他担任红1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
1948年7月，黄镇被调往西柏坡军委政治部，担任总政研究室副主任兼第一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他负责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并参与起草多项重要条例，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黄镇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积极参与抗战活动，为抗击侵略者贡献了力量。黄镇的行动和决策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军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他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涉及组织动员和战略规划，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黄镇的经历和贡献，成为了那段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外敌时的坚韧和智慧。
黄镇具备的外交天赋，正是他胜任外交工作的关键优势。
黄镇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期间，他投身于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在太行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第七、第八军分区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政委。这支部队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以15军的身份扬名立万，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卓越。黄镇与司令员秦基伟紧密合作，将9纵打造成中原野战军中的精锐力量。他们率部深入伏牛山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解放战争期间，黄镇曾参与过外交活动。1946年国共双方进行和谈时，北平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军方共同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下设多个小组，负责在冲突地区进行调解。黄镇当时担任太行军区副政委，被任命为第10小组（新乡小组）的首席代表，拥有少将军衔。他与美军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表现出出色的外交能力，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对，分寸把握得当。就连美国代表白瑞德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黄镇的独特才能，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挑选将军担任大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
毛泽东称赞黄镇大使提出的“三好政策”具有创新性，认为其构思巧妙。
1952年3月，中国驻印尼大使巴人已回国两年多，新大使一直没敲定。当时，“双重国籍”问题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成了个大麻烦。周恩来总理为此事伤透了脑筋，急需找到解决办法。
印尼大使的任命迫在眉睫，究竟派谁去合适？周恩来仔细斟酌了外交部的人选和驻外大使的表现，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黄镇身上。黄镇在匈牙利任职的四年里，外交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他和夫人不仅与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成为匈牙利人熟知的好大使。周恩来的这一提议，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54年12月，黄镇赴印尼雅加达履新。在呈递国书的过程中，他与苏加诺总统就绘画与艺术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随后，黄镇在中国为苏加诺精心印制了《苏加诺藏画集》，此举令苏加诺总统倍感欣喜。
在长征期间，黄镇绘制了一幅名为《过湘江》的漫画作品。
黄镇此前对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并不了解，而印尼拥有超过270万华侨，是中国建交国中华侨数量最多的国家。周恩来决定首先在印尼处理这一复杂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计划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目的是通过印尼的实践为其他东南亚国家提供参考。周恩来任命黄镇为与印尼进行“双重国籍”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以便在即将到来的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尼外长正式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
1955年初，黄镇着手与印尼讨论“双重国籍”协议，预计在4月底前完成签署，时间紧迫。他在谈判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进行长时间讨论，有时为了一个术语的准确表达，双方需要连续几天反复推敲。经过数月的努力，黄镇笑称自己都快变成国籍法的行家了。
“双重国籍”意味着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在相关谈判中，双方都认同“自愿原则”是核心，但在细节上存在不少争议。印尼方面更倾向于推动“归化入籍”，并对选择国籍设定了一些附加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愿原则”的实际意义。
黄镇在后续的谈判中展现了极大的耐心与细致，逐步化解了双方的争议与障碍，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他提出的“三好政策”成为谈判中的亮点：华侨选择加入印尼国籍，很好；选择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如果愿意回到中国，也很好。这一政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为谈判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陈毅外长听完后，立即鼓掌表示赞赏，称赞道：“黄大使的‘三好政策’确实非常出色！”
在万隆会议上，一些国家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在海外拥有超过一千万的华侨，可能意图利用这些人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特别提到，这些华侨可能利用其“双重国籍”身份，参与到不稳定的活动中。这种言论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意图提出怀疑。
毛泽东与黄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黄镇作为一位资深革命家，曾多次与毛泽东共事，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黄镇表现出色，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新中国成立后，黄镇在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两人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军事和政治上，也在文化和思想层面有着深刻的交流。毛泽东对黄镇的能力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而黄镇也始终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更是战友和同志，共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大力推广黄镇倡导的"三好政策"，在华侨群体中进行了全面宣传，积极引导他们根据个人利益做出国籍选择。这一政策实施后，在270万印尼华侨中，多数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士选择了印尼国籍。这一举措有效解决了中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双重国籍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妥善处理，东南亚其他国家面临的双重国籍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
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陈毅关于万隆会议中“双重国籍”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后，对黄镇大使提出的“三好政策”表示赞赏，认为这一政策具有创新性，实施效果良好。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表示：“我擅长写作，而黄大使则精于绘画。我们之间有着愉快的交流。”
1964年6月6日，黄镇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作为中国首位驻法大使，正式向法国总统戴高乐呈递国书，标志着其正式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
在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法国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仅维持在代办级别。戴高乐总统明确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时，法国选择了弃权；在中印边境争端上，法国也没有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公开批评中国，而是采取了更为中立的姿态。
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向中方传达了法国有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富尔直言，过去14年法国未能承认中国是一个失误，现在法国愿意主动采取行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黄镇作为新中国首位驻法大使，深感责任重大。他明白，与法国建立良好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交往，更是在西方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的重要契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黄镇的外交工作实质上承担着在西方社会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使命。他深知，每一次外交互动都是向世界展示新中国面貌的机会，因此必须谨慎处理，确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得到有力维护。这份责任不仅关乎中法关系，更是新中国在西方世界打开外交局面的关键一步。
黄镇一到巴黎，就直奔爱丽舍宫，向戴高乐总统递交了国书。会面结束后，戴高乐表示：“我和中国大使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我们都在国家被占领时，带领人民抗击敌人，直到取得胜利。我是搞写作的，黄大使则是绘画的。我们聊得很投机。”
黄镇抵达法国后，立即投入外交工作，在中国大使馆举办了多场招待会。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朱霖也积极展开社交活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戴高乐进行了会面。这些举措迅速促进了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互动，黄镇夫妇有效地推动了外交工作的开展，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6月19日，戴高乐总统计划在爱丽舍宫与黄镇会面。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锡昌提到：“巴黎有超过100个外交使团，戴高乐总统很少主动邀请外国使节。”在前往爱丽舍宫之前，张锡昌询问黄镇：“是否需要提及大楼的问题？”
黄镇抵达巴黎后，面临一个复杂的外交难题。按照国际规则，中国外交机构有权接管蒋介石政权在巴黎的“大使馆”大楼，但蒋介石政权在与法国断交时，将房产转移给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巴黎的总部，这给中国使馆收回房产设置了障碍。与此同时，法国驻中国使馆因北京市政规划需要，从东交民巷迁至东郊新馆区，但法国迟迟未归还旧馆舍，试图借此在台湾“大楼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
黄镇表示不认同，他认为戴高乐初次会面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合适。
黄镇和张锡昌准时抵达爱丽舍宫，戴高乐亲自到门口迎接他们。
这是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刻。
黄镇表示，他非常荣幸能够与总统先生会面。
双方就座后，戴高乐率先说道："我们都有从军经历，相信沟通会很顺畅。"黄镇随即回应："在二战期间，您在海外领导了'自由法国'力量，为击败纳粹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戴高乐随后将讨论转向了印度支那地区，特别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情况。1954年，法国正式承认了越南和老挝的独立地位。然而，到了1964年5月17日，美国开始对老挝的解放区进行空袭。在此背景下，戴高乐与对话者主要分析了老挝在过去一个月内的政治和军事动态。
此次会面中，双方并未就"大楼问题"展开讨论，事后看来这一选择十分明智。
黄镇在法国任职的三年间，积极推动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成功促成了双方外交关系的友好建立。与此同时，黄镇夫妇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夫妇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段时期，双方不仅在官方层面保持密切互动，私人交往也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1967年1月17日，黄镇大使受邀参加了戴高乐总统夫妇在爱丽舍宫举办的新年宴会。在宴会上，戴高乐夫人向黄镇的妻子朱霖表达了他们夫妇对访问中国的浓厚兴趣。
朱霖热情地表示："非常荣幸能迎接总统和夫人来华进行友好访问。"
在接待场合，戴高乐主动向黄镇表示："关于乔治五世大街那座建筑的事宜，我会亲自过问并解决。"
黄镇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声道谢。
3月20日，法国外交部按照戴高乐总统的命令，把原本由蒋介石政权使用的巴黎“使馆”办公楼和另一处“总领馆”的钥匙转交给了中国使馆。
黄镇在法国任职的三年间，推动了中法关系的显著发展。两国建立了首个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创了战略对话机制，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军事合作交流的开展，打破了东西方阵营的壁垒，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突破。巴黎成为了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所在地，随后两国互办文化年，埃菲尔铁塔首次披上“中国红”，接着又互办语言年，进一步加深了文化交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紧密沟通，成为大国关系中的引领者。此外，两国在核电、航空航天、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也率先展开，法国企业较早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到国内，当时他并未意识到，那场新年招待会竟成了他与戴高乐总统的最后一次会面。
黄镇刚回到国内，就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到了1968年9月，毛泽东下令让他重获自由。
1969年5月19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黄镇，指示他再次前往法国。当时，戴高乐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在周恩来与黄镇进行对话后的次日，他启程前往巴黎。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80岁。
毛泽东对戴高乐的敬重不仅源于其在二战期间的卓越表现，更因为戴高乐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69年2月，戴高乐向尼克松提出建议：“与其等到中国崛起后再被动承认，不如现在主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外交决策。
1970年11月11日，黄镇以中国特使身份出席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葬礼。他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向戴高乐献上了8个花圈，表达了对这位法国领导人的敬意。
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黄镇开创了中法两国平等互动与互利合作的新局面。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为不同政治体制国家间构建正常外交关系树立了典范。黄镇的外交实践打破了意识形态壁垒，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为国际外交领域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的工作成果不仅促进了两国友好往来，也为其他国家处理类似外交关系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美国总统福特明确表示：“我们必定会让他回来。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牢固。”
1973年，黄镇作为中国第一位驻美联络处主任前往美国，负责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一重要使命不仅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友好交流，也标志着黄镇外交事业达到了最高峰。他在这一关键岗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陷入低谷。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这一事件在全球引起巨大震动。1973年至1977年，黄镇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他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公认为“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的杰出外交家”。
中美外交关系的突破，源于基辛格的意外访华，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巴黎的秘密渠道。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与美国的沃尔斯特将军通过这条渠道展开了长达两年的交流，期间双方秘密会面45次，公开接触53次。经过长期的沟通，沃尔斯特将军悄然来到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与黄镇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增进了彼此的信任。随后，双方在官邸内又进行了七个月的秘密磋商，期间基辛格也通过巴黎渠道与黄镇进行了四次秘密会晤。在这些会谈中，黄镇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卓越的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成功为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大门，顺利完成了国家交付的重要任务，最终促成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黄镇与基辛格的关系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黄镇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与美国的基辛格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互动不仅推动了中美之间的对话，也为后续的外交合作奠定了基础。两人通过多次会晤和谈判，逐步化解了长期存在的分歧，促成了两国关系的改善。黄镇的外交策略与基辛格的务实态度相辅相成，共同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中国，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在各自首都建立联络处。这一安排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但那时中美关系还未完全恢复正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并在那里设有“大使馆”。关于联络处主任的任命，党中央进行了仔细的考量。
周恩来亲自提名黄镇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这一任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时黄镇正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这一重要人事调动体现了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视。
1973年4月12日晚上，黄镇准备前往美国就任新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会见他。毛泽东直接问黄镇：“你从法国调到美国做联络处主任，算是升了还是降了？”黄镇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接着打趣道：“这当然是升了，联络处比大使馆还要重要！联络处主任，也就是chief，和元首用的是同一个词！”毛泽东提到的“升了官”，指的是联络处主任的级别被定为正部级。
1973年5月29日，黄镇率领的代表团顺利到达美国。刚到任，黄镇就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挑战。他果断决定，首要任务是推动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同时积极结识各领域的伙伴，迅速铺开工作。就在到达华盛顿的当天下午，黄镇与基辛格进行了首次会晤。他递给基辛格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他计划会面的人员和访问的地点，并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基辛格对黄镇这种“直接高效”的工作方式表示赞赏，并当场向黄镇保证：“你可以见任何你想见的人”，“除了核试验基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此外，基辛格还承诺，如果有重要事务需要讨论，黄镇可以随时联系他或尼克松。
1972年5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随后一个月内，黄镇与美国政要展开了密集接触。据统计，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先后六次与黄镇进行会谈，向其通报相关事宜。这种频繁的高层互动，充分体现了当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7月6日，尼克松特意安排总统专机，将黄镇及其夫人朱霖接到"西部白宫"赴宴。飞机从华盛顿军用机场起飞时，一位安保人员打趣道："黄大使，您现在可以像尼克松总统那样，对着麦克风指挥美军了。"这番话引得机舱内一片笑声。
黄镇携夫人共同参加了外交事务的相关活动。
黄镇夫妇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西部白宫前的草地上，尼克松亲自开着一辆高尔夫球车将他们接进住所，尼克松夫人佩特则在门口迎接。随后，尼克松在一张与黄镇夫妇的合影上签名，并写下："赠予黄镇大使，表达诚挚的问候与崇高的敬意。"
1973年10月，黄镇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办了一场聚会，邀请了基辛格以及多位美国政要和知名人士参加。出席的嘉宾包括众议院议长艾伯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及其夫人、副国务卿拉什、总统安全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以及著名记者艾尔索普、莱斯顿、蔡尔兹和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的夫人等30多人。基辛格原本有一个习惯，即不参加任何大使馆的晚宴，认为一旦破例，就得应付华盛顿所有使馆的邀请。对此，黄镇幽默地回应：“我们不是大使馆，而是联络处。”基辛格也笑着表示：“没错，联络处的邀请我都接受。”此后，基辛格频繁到访联络处。美方还为联络处特别安装了一部直通白宫的热线电话，其待遇之高，甚至超越了大使馆的标准。
1974年8月20日，黄镇和夫人朱霖特意前往圣克利门蒂，拜访了已卸任的尼克松夫妇。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位老朋友的良好祝愿，并强调中国人民始终铭记尼克松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重要作用。这次访问深深打动了尼克松夫妇。
黄镇在担任驻美联络处负责人期间，显著促进了两国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1977年6月至11月，中国赴美考察团的数量达到了13个。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尤其是私营公司，积极参与了我国在广州举办的春秋两季交易会。在联络处建立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有限。1972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5600万美元，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4600万美元，出口仅1000万美元。然而，到1977年黄镇离任时，中美贸易总额已突破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额增长至1.79亿美元。
邓小平与黄镇及其妻子（右侧）合影。
黄镇担任驻美大使时，恰逢国内"文革"进入尾声。那段时间，"四人帮"频频干预中国驻美联络处的日常事务，给黄镇的工作制造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1975年，"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对联络处的事务指手画脚，还恶意中伤，处处给黄镇使绊子，导致他很难正常履行大使职责。
黄镇向国内提交了辞呈，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随后，他直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大致是：“由于联络处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胜任这份工作。经过再三思考，为了避免影响联络处执行主席战略方针的重要任务，我请求调整我的岗位。”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同月2日，黄镇陪同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会见了毛泽东。
在会面中，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黄镇辞职的情况。黄镇随口答道：“听从主席的安排。”毛泽东转向福特总统，问道：“你们是否愿意接纳黄镇？”福特立即回应：“我们当然希望他回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毛泽东果断地说：“那好，我认为黄镇去美国更合适。”黄镇点头表示：“坚决执行主席的决定。”毛泽东接着对在场的人说：“年轻人对他有些不满。这些人不好对付，难免会受他们的气。”听到这番话，黄镇的委屈和烦恼瞬间消散。回家后，黄镇对朱霖说：“主席真是高明，他想要我做的工作，不是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福特来表达……”在毛泽东表态后，黄镇收回了辞职申请，与夫人朱霖一同回到驻美联络处，继续履行职责。直到1977年12月，中央调黄镇回国，担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同时兼任文化部部长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
黄镇在美国担任外交官将近五年，凭借扎实的实践经验、卓越的外交技巧和真诚的处事态度，坚定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外交战略及对美政策。他与美国政界、商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有效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好关系。在此期间，他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显著贡献。
黄镇在外交领域耕耘了27年，他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称赞他在国际交往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9年12月11日，黄镇去世，享年80岁。1949年末，黄镇转行从事外交工作，尽管未能重返军队，但他去世后，被安葬在河北省涉县，这里曾是八路军129师的总部所在地。这样，他得以在九泉之下与昔日的领导和战友刘伯承、徐向前、李达等人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