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7年，西晋都城洛阳的皇宫内，晋惠帝司马衷听闻百姓因饥荒饿死，竟天真地问出那句流传千古的荒唐话：“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这一问，暴露了帝王与民间疾苦的致命割裂。然而，历史深处更残酷的真相是：当灾民啃食树皮甚至人肉时，河里并非没有鱼虾，而是他们根本吃不到——这背后，是自然、制度与人性的三重绞杀。
一、天灾与人祸：饥荒的根源与惨状中国古代饥荒多由天灾引发，但人祸往往加剧灾难。“丁戊奇荒”（1877-1878年）便是典型。彼时清朝刚经历鸦片战争，国库空虚，农民为牟利改种罂粟，导致粮田锐减。恰逢全球性厄尔尼诺现象，华北连年大旱，黄河断流，赤地千里。灾民初食野菜，后剥树皮，最终连观音土都成了“救命粮”。据《晋灾泪尽图》记载，一商人妻子饿死后，尸体仅隔夜便被饥民分食殆尽，仅余白骨。
更早的明末小冰河期（17世纪）更是惨烈。气温骤降导致北方连年歉收，长江以北饿殍遍野，江南“鱼米之乡”亦因旱蝗肆虐而“人食人”。史载，仅江苏一省便饿死千万人，灾民“百里无树皮，寺庙无观音土”。
二、鱼虾之谜：为何宁啃树皮不捕鱼？1.天灾断源：干旱下的死水与空河多数饥荒由干旱引发，河流干涸，鱼虾绝迹。如丁戊奇荒中，“黄河几近断流，河床裸露如龟背”。即使偶存水洼，鱼虾数量对百万灾民而言无异杯水车薪。明代《江南旱》诗云：“衢州人食人”，鱼米之乡尚且无粮，遑论北方。
2.捕鱼成本：体力与技术的双重困境饥民长期饥饿，体力难以支撑捕鱼所需的高强度劳动。唐代《卖炭翁》中“牛困人饥日已高”的描写，正是灾民力竭的写照。此外，古代捕鱼工具简陋，效率低下，渔获量远不及野菜易得。
3.地理与制度：北方少河与封建禁令北方多平原少河流，鱼虾本就不足。更荒谬的是，唐朝曾因“鲤”与“李”同音，颁布禁食鲤鱼的法令，违者杖责六十。明太祖朱元璋亦因姓氏忌讳限制民间食猪。此类荒唐政策，进一步断绝灾民求生之路。
4.饥荒规模：灾难的吞噬速度远超想象即便偶有鱼虾，灾民也会迅速捕捞一空。清人笔记记载，山西某地饥荒初期尚有渔民售鱼，但仅三日便“河空如洗”，转而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三、人性绝境：从观音土到“人相食”当自然与制度将人逼入绝境，人性便显露出最狰狞的一面。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300万灾民流亡，树皮被剥光后，有人吞食观音土腹胀而死，更多人则沦为“两脚羊”。史书屡见“饿殍载道，白骨露野”“妇孺插草自鬻”的记载，甚至出现“屠宰场专卖人肉”的骇人秘闻。
更令人唏嘘的是，统治者的冷漠加剧了灾难。明末陕西大旱，崇祯帝虽下诏赈灾，但贪官层层克扣，到灾民手中“米十不存一”。清乾隆年间山东饥荒，巡抚国泰竟谎报“民有菜色”，粉饰太平。
四、历史的回响：饥荒如何被终结？古代饥荒的终结，往往依赖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进步。北宋张咏任杭州知府时，面对饥荒默许百姓贩盐求生，以灵活政策缓解危机；明儒叶繻琮变卖家产赈灾，士绅响应施粥，救活数万人。
现代中国则以科技与制度彻底改写历史：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将亩产提升数倍，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可应对区域性灾害，精准扶贫政策确保“不落一人”。2020年全球粮荒中，中国粮食自给率超95%，成为动荡世界的“安全岛”。
结语：从“何不食肉糜”到“禾下乘凉梦”司马衷的疑问，是统治者的无知；而今日的我们，已能用科学与制度回答这份历史的诘问。饥荒的消弭，不仅因技术进步，更因“以民为本”的治理智慧。正如《悯农》所警：“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是一段血泪交织的求生史。珍惜当下，敬畏自然，方是对历史最深的告慰。
参考文献与深度阅读：
丁戊奇荒与清朝农业崩溃明朝小冰河期与人口锐减唐代禁食鲤鱼政策1942河南饥荒秘闻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救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