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日，来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突然神情严肃地来到中南海找到毛主席，并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党某同志的反省材料报告。

不料毛主席看后竟怒火中烧，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紧接着一位曾经的隐蔽战线英雄、情报工作的干将、共和国革命的功臣一夜之间进入了北京功德林监狱。

1935年，为了及时地把中共中央的改变与决策对共产国际作汇报，同时进一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赶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工作，潘汉年于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10月2日，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派遣潘汉年、张浩分两路回国，转达对张闻天的任命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一直是断联的，由于搞不清楚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导致在几次反围剿中吃了大亏，故而潘汉年此行也被党中央赋予带回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的神圣使命。

1936年1月，潘汉年花时2个月，把共产国际的密码本记下后准备回国，然而回国之前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时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是革命的大形势与全国人民的呼声。

故而在潘汉年回国前，王明又找到他说——“蒋介石派出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前来商谈国共合作一事，你先与他接洽谈一谈，然后再动身回国到苏区，转达共产国际的精神。”

原本按照王明的指示，潘汉年需要先回苏区转达共产国际的精神，而且苏区渴望拿到新的密电码与共产国际接上线的心情十分迫切。

然而此时潘汉年却错估形势，避重就轻，忽略了他携带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密电码对苏区的重要性，而是一路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潘汉年仍旧没有第一时间赶回苏区，而是决定先到南京与陈果夫谈“国共和谈”一事。

没想到陈果夫听说潘汉年竟然没带来苏区中共的指示精神就来谈判，直接摆了道闭门羹，而是让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来敷衍他，并告知：“谈判须有中共方面的指示和条件”。

无奈，潘汉年只能乘火车于8月7日姗姗抵达陕北保安局，向中共中央报到。

而当时同时和他一起回国的张浩早已于1935年11月9日到了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潘汉年的做法，引起了中央领导们的不满，认为他在党的重要转折关头太过儿戏、托大，不是第一时间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而是揣着密电码去搞不急在一时的“和谈”。

因此，在中央决定派谁去与国民党接洽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是不大建议潘汉年去的，他对潘汉年的不满和不信任也表现在了他与周恩来、张闻天的对话里。

周恩来：“就去谈判的人选上，让潘汉年去谈比较合适，他是王明委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而且已经和邓文仪，和南京方面接触过。”

对于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存有异议，他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9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我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虽然中央最后商议还是由潘汉年出面去谈，但毛泽东对潘汉年在此事上的表现一直是不满的。

1943年，抗战依旧处于白热化阶段。

此时国内的头号汉奸汪精卫对于日本是否能够战胜中国，充满了不乐观，想方设法地开始给自己日后谋取政治出路。

对于联蒋，汪精卫早已与蒋介石决裂，故不可能，于是只能想方设法地与中共接上线，尝试联共。

在这种情况下，常年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便进入了汪伪政权的视野里。

1943年初，已在汪伪政权谋事的李士群、胡均鹤以交换情报的名义诱骗潘汉年抵达南京。潘汉年认为“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情报工作向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以对李、胡二人的说辞信以为真。

没想到潘汉年一到南京后，直接被李士群鹤、胡均鹤挟持（据潘后来所述）带去见了汪精卫。

在南京，潘汉年与汪精卫有过一番经典的对话。

汪精卫见到潘汉年后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我看是没有什么搞头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来参加，共产党也要请来参加。”

潘汉年态度十分坚决：“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是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的议会的。”

汪精卫尴尬地笑了笑又说：“现在可是个好机会呢，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我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

接着他又说：“你回去可以联系一下，以后的联络仍然可以找李士群。”

潘汉年则说道：“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困难，想另找出路，我想新四军是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最终，两人的秘晤以没有达成任何共同意见而结束。

然而潘汉年鉴于当初博古特意对他交代要“谨小慎微、小心行事”，担心他与汪精卫秘晤一事遭到中央的猜疑与责罚，并没有将此事上报给党中央。

然而，汪精卫方面却不这么看，他为了展示自己能够在政治博弈中进退自如，仍旧拥有掣肘制衡蒋氏政权的能力，很快就把自己和潘汉年秘晤一事故意泄露给了国民党情报系统，惹得蒋介石十分恼怒。

很快，蒋介石就开始疯狂地斥责中共，并鼓噪“延安勾结汪逆”，还贴出了潘汉年与汪精卫的合照。

此时，党中央方面也尤为吃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此还多次向潘汉年求证此事，均被潘汉年一口否决，声称“绝无此事”！

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抹黑与污名化宣传，我党一直是知道的，因此有诸多国民党捏造的事例在前，加上潘汉年矢口否认和对他本人的信任，毛泽东为此还废了不少工夫站出来与国民党打笔墨官司。

1945年，潘汉年赶回延安向毛主席做了一次汇报工作。此事党内外对潘汉年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毛主席又安慰鼓励他说：“对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信任的，外面的那些谣传，我们不会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这一次，潘汉年仍旧没有把与汪精卫秘晤一事主动说出。

或许潘汉年认为此事可以永远烂在心里，然而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他嗅到了危机。

1954年初，潘汉年开始陷入焦虑与忐忑中，因为当年之事除了汪精卫和李士群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胡均鹤。

李士群与汪精卫早已于1943年9月和1944年11月相继死去，然而胡均鹤却活得好好的，而且在这之后还在新中国任了职。

提到胡均鹤后来能继续在新中国任职，此事还得从潘汉年自己说起。

当年上海解放后，有大量特务盘踞在地下，脉络错综复杂，身为上海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了一出“以特制特”，吸引了一批汪伪政权和国民党留下的反动特务为其所用，主动揭发了数千名潜伏地下的特务，其中任用的特务代表便包括胡均鹤。

可以说作为当时扬帆的顶头上司，扬帆任用反革命分子胡均鹤，潘汉年是清楚而且是经他手过了手续的，所以胡均鹤才能在建国后在新中国任职。

很显然，凭着对胡均鹤的了解，潘汉年意识到他把当年那件事捅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于党内一些反省觉悟高的人给予了肯定。

还表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都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者会上不方便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是采取欢迎的态度”。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潘汉年终于作出了主动向中央坦白当年之事的决定，把他之前种种隐瞒不报的事写成了详尽的材料，于1955年4月1日交给了上级陈毅审视。

陈毅看完潘汉年交代的材料后，如感晴天霹雳，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便意识到潘汉年此次所犯的事不小，既混淆了“大是大非”，又严重违反了中央的原则。

于是，在认真地想了一晚后，陈毅还是于4月2日拿着潘汉年交代的材料，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如实报告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接过材料后，脸色越发严肃起来，看到潘汉年当年果然隐瞒不报与汪精卫秘晤一事，当即勃然大怒，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紧接着马上又让公安部罗瑞卿对潘汉年实施秘密逮捕。

直到1963年1月19日最高法判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因病去世，妻子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纪委书记陈云亲自操刀给潘汉年平反，历时1年5个月，收集大量证据与材料，证明他从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忠，从始至终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并于1982年8月23日下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恢复其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