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这样评价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卓越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国，使其成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家，并重塑了延续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作为一位杰出的帝王，毛泽东对李世民的评价是“文采稍逊”，但这只是对其文学造诣的客观评价，丝毫不减毛泽东对这位历史伟人的高度认可。李世民在治国理政和军事成就上的非凡表现，使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远见，行事果断，不拘泥于细节，让人难以捉摸。年轻时，他随父亲李渊征战，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被立为太子。登基后，他勤于政务，选拔人才，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唐朝之后百余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曾对这位文武双全的古代君主有过重要评价。
李世民的工作方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他善于倾听各方意见，广泛采纳建议，确保决策的全面性。其次，他注重实地考察，亲自了解民情，避免纸上谈兵。再者，他推行务实政策，强调实际效果而非空谈理论。最后，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前人智慧，避免重蹈覆辙。这四方面的工作方法，使他在治国理政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毛泽东在研读历史时，始终秉持着从过往经验中汲取智慧以指导现实政治的理念。他将历史视为一面镜子，通过深入剖析古代治乱兴衰的规律，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借鉴。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阅读方法，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学习和实践。他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策略。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不仅深化了对历史的理解，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旧唐书·李百药传》里，有一段描述李世民的文字。每当边境安定，各地归顺，李世民总是深思熟虑，生怕劳民伤财去处理远方事务。他不追求虚名，而是注重实际效果。他勤于朝政，每天早晨都认真听取奏报，处理政务从不懈怠，智慧覆盖万物，治国之道惠及天下。退朝后，他会召见大臣，深入讨论政事，毫无保留地交流，只谈国事，不涉其他。到了下午，他还会邀请有才学的官员，一起研读经典，谈论文学，甚至探讨玄学，常常聊到深夜，乐此不疲。这种治国方式，超越了前人，堪称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君主。毛泽东读到这段时，在旁边做了批注。
毛泽东正专注于阅读书籍。
李百药是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官员，他与父亲合作编撰了《北齐书》，这部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李世民登基后，曾打算效仿晋武帝司马炎的做法，采取“裂土封王”的策略。李百药为此上书《封建论》，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后来在批注中引用了李百药的这段文字。李百药在文中赞扬李世民，用“四道”来形容他的治国之道。毛泽东则将这“四道”解读为李世民处理政务的四种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对现代仍有借鉴意义。这四种方法具体包括：
首先，李世民刚当上皇帝时，有人劝他炫耀武力、震慑四方，但他听从了魏征的建议，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国内，他主张让百姓休养生息，提倡节俭，积累德行和财富，以此巩固国家基础。对外，他减少军事行动，注重文化和道德建设，避免无谓地消耗国力。他反对为了个人名誉或短期成就而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这种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唐朝衰落，反而因为国内安定，吸引了远方的国家自愿归附，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辉煌时期。李世民因此被外国尊称为“天可汗”，而所谓的盛唐气象，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其次，李世民在治理国家时，始终保持勤奋，不沉溺于享乐。他深知隋朝灭亡的教训，因此时刻警醒自己，努力为百姓谋福利，避免奢侈的娱乐活动。史书记载，李世民在处理政务时，会将有建设性的奏折贴在卧室墙上，以便随时查阅，从中汲取经验。在享乐方面，李世民对自己要求严格。当时，一种类似曲棍球的游戏从西域传入中原，很受欢迎。有一次，一位大臣邀请李世民去升仙楼观看比赛，但他到达后却下令将球具当众烧毁。李世民解释说，作为皇帝，他的行为会影响臣民，如果他沉迷于游戏，其他人也会效仿，从而影响国家事务。因此，他烧毁球具，以此警示自己和臣子不要因玩乐而荒废正事。在李世民的治理下，唐朝农业得到发展，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才得到重用。他还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政策。在他的努力下，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生产繁荣，文化兴盛，民族团结，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第三，李世民擅长接受建议，从不独断专行。作为一位与大臣共同治理国家的皇帝，他因善于听取意见而闻名。李百药提到，李世民常与大臣坦诚交流，讨论政事时毫无保留。刚登基时，他就明确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打消了大臣们的顾虑。他曾说：“人需要镜子看清自己，皇帝需要忠臣指出错误。如果皇帝自以为是，臣子不敢纠正，国家怎么可能不陷入危机？”贞观元年，元律师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提出异议，认为依据法律不应处死，法官不能因个人情感加重刑罚。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将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面对大臣的不解，李世民解释道：“我刚即位，需要鼓励直言进谏的风气。孙伏伽是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人，值得重赏。”李世民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担心不符合天意或引起百姓不满。他与大臣的对话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有启示的名言，如：“多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衰”“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居安思危，治不忘乱”。这些对话被整理成《贞观政要》，成为后世君主的必读书。正是李世民的善于纳谏，使得贞观时期人才辈出，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第四，广泛学习，不自我封闭。李世民在“贞观之治”期间，始终手不释卷，还经常邀请有学识的人讨论典籍和文史，有时甚至涉及深奥的哲学话题，通过这种知识交流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修养。作为天策上将军，他在天策府设立了文学馆，招募了18位被称为“十八学士”的杰出学者。这些学者包括以诗文闻名的虞世南和褚亮，以经史研究著称的孔颖达和陆德明，以及博学多才且擅长政治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等。李世民安排这些学者每天在馆内值班，每当军务和政务闲暇时，便召见他们讨论古籍和历史，这种交流深受当时人们的仰慕。他还让人为这十八位学士画像，编成《十八学士写真图》，并收藏在书府中。即位后，李世民在弘文殿旁设立弘文馆，选拔博学之士担任馆内学士，安排他们轮流值夜，并在内殿讨论历史和政治，甚至达到李百药所说的“夜以继日，不眠不休”的程度。李世民本人也热衷于文学艺术，留下了诸如“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等著名诗句。他与臣子们的文学、历史和艺术讨论，不仅拓宽了视野，提升了个人修养，还从文史中汲取智慧，广泛学习以成就其治国之道，从而“了解风化的根本，洞察政治的源头”。
毛泽东倡导的这四种工作方法，体现了实际工作与理论思考的有机结合。在实际操作层面，他始终立足中国国情，深入调研，精准把握问题，全身心投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生。在理论层面，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领导干部广泛阅读文史著作，并亲自推荐学习书目。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研读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工作方法，这恰恰展现了理论思考与实际工作的完美统一。
在军事才能方面，历史上无人能超越李世民。
李世民能够成功坐上皇位并赢得大臣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才能也是高度评价。在阅读明代冯梦龙《智囊》中的一段文字时，毛泽东特别做了批注，表达了对李世民军事智慧的认可。
用少量部队假装攻击敌方主力，这种策略就是所谓的以少示多。
李世民的军事天赋广为人知。面对重大战略选择时，他总能看到事情的全貌，考虑长远；在规划作战策略时，他能准确把握敌我情况，用巧妙的方式取得胜利；在战场上，他敢于直面强敌，亲自冲锋在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能根据双方实力对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和战术，最终击败对手。
跟随父亲李渊征战期间，李世民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赋。隋朝末年，李渊在晋阳发动起义，率军向关中挺进，却在霍邑遭遇隋军的顽强抵抗。当时正值秋雨不断，军中粮草匮乏，李渊与谋士裴寂商量后，打算撤军回太原。李世民却劝说道：“我们起义是为了拯救百姓，必须首先攻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到小股敌人就撤退，恐怕追随我们的人会立刻散伙。固守太原这一座城，反而会陷入被动，无法自保。”在李世民的劝说下，李渊放弃了回师的想法。随后，李世民亲自冲锋陷阵，带领军队取得霍邑之战的胜利，为一年后攻占长安、李渊称帝打下了基础。这一战充分体现了李世民作为军事战略家的长远眼光和果断决策能力。
这幅描绘唐太宗的立像是由宋代画家仿照阎立本的作品创作的，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作采用绢本材质，展现了唐代皇帝的威严形象。
在平定陇右薛举割据势力的战役中，李世民再次展现了其灵活应变的军事才能。公元618年7月，李世民率军征讨薛举。由于薛举的部队孤军深入，急于求战，李世民决定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构筑坚固防线，按兵不动，等待最佳时机。然而，李世民因病将指挥权移交刘文静，刘文静未遵循李世民的策略，导致唐军失利。为扭转战局，李渊再次任命李世民为统帅。面对薛举的多次挑衅，李世民坚持不战，他向将领们解释：“我军刚受挫，士气低落。敌军因胜而骄，必急于求战，我们应坚守不出，待其士气衰竭再出击，可一举制胜。”双方对峙六十多天后，薛举军队粮草耗尽，士气低落。李世民抓住机会，发动总攻，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
李世民在军事上留下了许多经典战役，比如击败刘武周、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等，这些战斗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甚至带有一些唯物主义色彩。他曾说：“兵器是国家的凶器。国土再大，如果好战，百姓就会受苦；国家再安宁，如果忽视战备，人民就会懈怠。百姓受苦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人民懈怠无法抵御外敌。所以，战争不能完全废除，但也不能频繁使用。”他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一种暴力手段，过度好战会导致民生凋敝，国家难以维持；而完全忽视战备则会让人松懈，无法应对敌人。因此，战争既不能完全避免，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思想在当时封建君主中显得尤为难得，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战争的作用。
毛泽东作为军事家，对李世民的战术策略非常认可，尤其是以弱胜强和以强击弱的打法。他在指挥作战时，总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力灵活调整战术。面对强敌时，他会用佯攻和消耗战术，等待最佳时机；而面对弱敌时，则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有两个关键作用：一是全歼敌人，二是快速结束战斗。全歼敌人不仅能有效削弱敌军，还能减少敌方后续兵力。对于缺乏后备力量的敌人，这种战术尤为有效。此外，全歼敌人还能为我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兵员补充，提升我方士气，同时打击敌方信心。速决战斗则能让我军逐个消灭敌方增援部队，或避免与敌方增援正面交锋。毛泽东认为，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实现战略持久的重要前提。这一作战原则，无论高级指挥官还是基层干部，都必须掌握。
即便是再精明的人，也难免会有犯糊涂的时候。这句话形容那些平时头脑灵活、处事机敏的人，偶尔也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或行为。它提醒我们，人无完人，无论多么聪明，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因为疏忽、情绪或其他因素而犯错。
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采取辩证的态度，对于李世民也不例外。他特别指出，李世民在选择继承人方面犯了错误。在研读《新唐书·李恪传》时，毛泽东在书边留下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世民的这一决策不够明智。
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在选太子这件事上却遇到了不少麻烦。他登基后，立马封了大儿子李承乾为太子。史料上说，李承乾从小就聪明，李世民特别喜欢他。为了培养这个儿子，李世民处理政务时经常让他旁听，李承乾也表现得挺懂事的。作为长子，又聪明伶俐，李世民对他偏爱有加也是自然的。但长大后，李承乾开始沉迷享乐，不再关心政事。史书上说他“喜欢声色，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每次上朝时满口仁义道德，下朝后就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更糟的是，他还得了脚病，走路都不方便，形象大打折扣。李世民这才开始重新考虑太子人选，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儿子魏王李泰。这一下子激怒了李承乾，他干脆和李元昌等人密谋造反。结果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太子位置空了出来。李世民经过一番比较，放弃了有野心的李泰，选择了性格温和但有些懦弱的李治。不过，李世民后来发现李治不仅性格软弱，还太过死板，根本不像个能干的君主。失望之余，李世民又把希望寄托在了三儿子李恪身上。李恪文武双全，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背景显赫。李世民对他非常欣赏，夸他“像我一样英明果断”，并有意培养他。贞观十二年（638年），李恪去安州上任时，李世民叮嘱他“要努力，不断进步”，还常对大臣们说：“我难道不想常常见到李恪吗？但让他早点去外地，将来兄弟们也能平安无事。”可见李世民对李恪的期望有多高。然而，当李世民想废掉李治，改立李恪为太子时，遭到了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好作罢。李治后来继位，成了唐高宗，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毛泽东曾评价说，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比李治强，却还是坚持用“朽木”李治，而放弃了“英才”李恪，这是他在选太子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失误。这个失误为唐朝后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毛泽东通过比较李恪和李治的个人能力，以及对李唐王朝延续的影响，得出了他的结论，这一评价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然而，从现代视角审视，毛泽东的观点是否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可以结合李世民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李治在位期间的实际表现，进行一番简要探讨。
李世民选择李治作为继承人，主要是为了避免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再次发生。他自己是通过杀害兄弟才登上皇位的，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类似的悲剧几乎在李承乾和李泰之间重演。因此，当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后，李世民在确定继承人时，特别考虑了如何防止兄弟相残的问题。李承乾、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皇后的儿子，而李恪则不是。李世民曾表示，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太子之位似乎可以通过争夺获得，这会导致李承乾和晋王都无法保全；而如果立晋王，李泰和李承乾则可能安全。李恪的性格与李世民相似，如果他继位，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可能难以保全，支持李治的重臣如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可能遭遇不幸。基于这些考虑，李世民选择了性格温和的李治作为继承人。此外，李世民还为李治精心安排了辅政团队，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勣，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相互制衡，防止任何一方势力过大。这表明，李世民在立储问题上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李世民"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的评价值得重新审视。这种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多样性，恰恰体现了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李世民的功绩与过失，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解读，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我们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研究的意义，正是在于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的过程。
李世民在《饮马长城窟行》中描绘了边疆的凄凉景象：“塞外寒风凛冽，交河已结冰。沙漠波涛汹涌，阴山被白雪覆盖。远方的烽火台高耸，山峦连绵不断。”而毛泽东在《五律·张冠道中》中则写道：“军装如铁般坚硬，胡须如冰般寒冷。在张冠道上徘徊，仿佛置身塞外。”尽管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他们的军旅生活都孕育了感人至深的诗篇。如同这些诗歌一样，李世民的治国策略、军事才能以及皇位继承的争议，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李世民的评价，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虽然有些观点可能仍有争议，但这正展示了毛泽东在阅读和评论历史时的直率与真诚。这种真实的情感，使得这位伟人更加鲜活和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