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毛主席
1941年的6月3日，延安的两道雷电，分别击死了一名叫李彩云的我党工作人员，以及一头延安老乡家里的毛驴。
那名老乡在抱怨之余，竟然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事情传开之后，我党的工作人员本打算前去处理，但是毛主席却及时的拦住了他们，并耐心的打听了一下老乡咒骂他的原因，毛主席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就定下了8个字。
那么延安老乡当时为什么会出言不逊呢？
这件事还要从1937年说起，当时我党刚刚稳住脚跟，准备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日，不过和国民党不同的是，他们有国家赋税作为财政来源，而我党的发展也需要有经济上的支持，于是我党在深入调研，合理计算以后，就在根据地收税来补贴军政开支，因为毛主席等领导怕增加农民负担，所以收的都是实物，因此这种税也被称为“救国公粮”。
在一开始的时候，农民对我党收取这种税是十分理解的，这一方面是是因为我党的各项政策都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党收的税其实并不高，据统计我党在1937—1940年之间，大部分的物资都是靠外来因素解决真正收取的“救国公粮”其实非常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每年农民需要交的“救国公粮”，在他们当年的收入中，占比一般仅在1%—6%之间。
如果这种经济情况一直不变，那么不管是我党的发展，还是民众的负担，都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但是随着国民党的野心暴露，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当时我党的主要外部收入，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这部分费用大约一年有60万，而我党当时一年的花费大约也才100万左右，二是外部的爱国人士捐助，这部分收入大约能占我党当时全年收入的两成左右，也就是说，我党从外部所获的收入，几乎占了我党所用费用的八成。
因此等到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费，封锁外部支援我党的财物之后，我党的经济一下就进入了困境，而随着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我陕甘宁边区不光屡次受到外部敌人的侵袭，还遭遇了很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党的收入就开始变得入不敷出。
虽然毛主席等我党领导，很早就看出了我党财政收入的隐患，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但是因为陕甘宁解放区是初创，我党经过长征之后，元气还没回恢复，此外还有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挤占我党的大部分精力，因此我党当时虽然有心改变当时收入的不合理结构，但是进展并不是很快。
等到1940年以后，随着军事问题的狰狞，经济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党不得不增加了征收“救国公粮”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党在1937年刚开始征“救国公粮”时，当年的征收量大约不到14000石粮食，但是等到1940年，这个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00000石左右。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党的物资还是极度匮乏，据相关文献记载，当时因为物资的严重不足，由于公粮不足，我党只好命令各边区政府停发公粮，我党所辖的各机关学校一律食用生产自给粮......
毛主席曾说：“（当时）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当时虽然大部分的群众是能够理解我党的处境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日子过得也比较困难，所以他们也难免会发一些牢骚，甚至说一下过激的话，那个咒骂毛主席的老乡，其实也是这这种情况。
那么如何摆脱困境呢？装作听不见群众的呼声，然后像国民党一样的横征暴敛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毛主席在了解到详情之后，重申了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在多个场合，用不同方式表达了我党的应对方法——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毛主席这八个字的精神指导之下，我党当时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不光基层的指战员要兼顾军事行动和各种生产，就连毛主席本人也要亲自下地生产，并交纳相应的公粮。当时“塞外江南”南泥湾这个典型，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当时王震将军为了鼓舞大家，经常上基层进行宣讲。
有一次一个叫杨步浩的老乡，听说就连毛主席也要交公粮的时候，他激动的说：“我要替毛主席、朱总司令交公粮！”当人们问起他原因的时候，他解释说，他当年一家人都快被饿死了，当时他求天天不灵，求地地不应，后来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分给了他窑洞和土地，他一家这才活了下来，所以他要报答共产党的大恩，后来他真的凭借一股拗劲，强揽下了毛主席的农活。
1946年的时候，杨步浩还带着乡亲们，给毛主席送去了一块写有“人民救星”的牌匾，自从以后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的说法，也就慢慢传开了，等到新中国建国以后，毛主席还专程邀请杨步浩去北京，为的就是感谢他当年帮自己“种地交公粮，让（毛主席）我有更多时间放在其他事上”。
当年杨步浩之所以带领乡亲们去给毛主席送牌匾，其实除了个人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党所带领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结出了累累硕果，其中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根据地的粮食逐年增加，而原本连年增加的“救国公粮”也稳步下降，农民的负担也越来越轻。
到了后来，甚至很多农民上交的粮税，要远超当时“救国公粮”给他们定的标准，而这一切的改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那八字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