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2日，平静的工作日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收到一封厚重的信件，寄件人名为马眉。

这封信的外观引人注目，信封质地厚实，重量明显超出寻常邮件。

工作人员虽然感到奇怪，却不敢擅自处理，将信件送到了吕培俭行长的办公室。

吕行长仔细端详信封后，决定亲自拆阅。

信封打开后，里面是一封由马文蔚的女儿代笔的信。

信中指出，《山西日报》的一篇报道错误地将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书写者归功于经济学家冀朝鼎，而实际上，真正的书写者另有其人。

信中所述是否属实？真正的书写者究竟是谁？

1983年3月22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宁静被一封厚重的信件打破。信封质地厚实，手感沉甸甸的，寄件人署名为“马眉”。

信件的厚度和不寻常的寄件人名字让收件的职员感到些许好奇，但也不敢贸然处理。

消息很快传到了吕培俭行长的办公室。

吕培俭接到消息后，立刻从沉重的文件堆中抽身，前往邮件室。

他在职员的陪同下，接过那封令人好奇的信件。

在审视了信封几秒钟后，吕行长决定亲自拆开，他认为这种异常的邮件可能关乎重大事宜，不能掉以轻心。

信封被小心地撕开，里面的信纸同样厚实且折叠得整整齐齐。

信件首部是马眉的简短寒暄，随后便转入正题。信中详细描述了一篇在《山西日报》发表的文章，该文章声称“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由经济学家冀朝鼎书写的。

然而，信件中的作者马文蔚通过女儿马眉的笔触，断言这一信息完全错误，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书写者。

吕行长在阅读这些内容时，脸上的表情逐渐严肃。这样的声明如果属实，不仅涉及到人民币设计的真实历史，还关乎银行的信誉及历史正义。

他立刻指示秘书联系相关部门，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

随后，他指示银行档案室的负责人，打开通常被锁在高度保密条件下的1号档案。

档案室内，灯光昏黄，空气中带有纸张和木质书架的味道。

档案室负责人在吕行长的陪同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扇通常保持锁闭的铁门。

1号档案是关于早期人民币设计和印制的所有记录的集合，这其中包括了设计稿、原始手稿以及相关的批准文件。

这些文件被存放在防潮防火的文件柜中，每一份材料都按照时间和类别仔细分类和标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和文件研究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查证马文蔚的声明。

为此，银行于5月13日安排印制管理局的两位专家，陈明光和张作栋，前往山西省太原郊区的阳曲县，实地验证马文蔚的说法。

早晨，两位专家携带着必要的文件和设备，从北京出发，驱车数小时后抵达了阳曲县。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小县城，街道两旁种满了槐树，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香味。他们根据地址找到了马文蔚居住的老式四合院，院门略显陈旧，但保持得相当整洁。

在敲门声后，门由一位年迈的先生开启，正是马文蔚本人。

陈明光和张作栋向他递上了自己的工作证明，并向他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初见时，马文蔚的表情略显拘谨，但在听到两位专家的来意后，他的表情逐渐放松，随即邀请他们进屋坐下。

谈话中马文蔚说当年凭借自己努力学得扎实的金融学本领，早在1935年便在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手下工作。他在孔祥熙的财政部担任要职，负责许多重要的金融事务。

然而，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官僚们贪污腐败，牟取私利，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财政黑洞。

马文蔚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无法忍受身边的腐败现象，更不愿同流合污。

时间到了1942年，马文蔚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忍无可忍，当众顶撞了孔祥熙，对政府的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是非常罕见的，直接导致了他与上级的关系彻底破裂。

愤而离职的马文蔚离开了国民政府，开始了他人生中一段新的旅程。

离开官场的马文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过着相对隐秘的生活，他不愿再与腐败的政府打交道，于是转而在民间教授金融学，并通过写作和讲学维持生计。

尽管生活简朴，但他的知识和经验吸引了许多年轻学子，使他在民间赢得了相当的声望。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天，马文蔚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他的老同学，这位同学当时已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他们在街头聊了很久，老同学了解到马文蔚的境遇后，热情地邀请他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经过一番思索，马文蔚决定接受邀请，重新投身于金融事业。

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后，马文蔚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迅速得到了同事和上级的认可。

他被委以重任，参与了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工作，并在多项重要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4月的一天，时任总行行长南汉宸将马文蔚叫到办公室，这次召见成了马文蔚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马文蔚接着讲述了那一天的具体情况。

他回忆，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上午，当时的行长南汉宸突然召见他到办公室。

南行长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支毛笔，只说了一个“中”字，示意他书写。

马文蔚按照指示，用工整的楷书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中”。

南汉宸看后显得十分满意，随即又陆续说出“国”、“人”、“民”、“银”、“行”、“元”、“角”等字，每个字都要求他认真书写。

据他描述，当天他总共写了19个字，每一个都被南行长仔细地检查过。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张作栋不时记录下重要的信息，并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和笔迹样本。

陈明光则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包中拿出了一些从档案室带来的相关材料，包括1950年的设计初稿和内部通讯记录，希望与马文蔚的回忆相对照。

在阳曲县与马文蔚的会面后，陈明光和张作栋带着收集的材料和信息返回北京。

他们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马文蔚的详细陈述、手稿样本与存档手稿的对比分析，以及他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各种支持性证据。

报告被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层，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决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银行的内部专家组进行了仔细的审核，他们分析了马文蔚提供的手稿与银行档案中保存的历史手稿之间的笔迹相似性。

专家组还参考了相关的历史文件和记录，以确保所有的信息都经得起考验。

这个过程虽然耗时，但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每一个细节都未被忽略。

经过几轮的讨论和审核，专家组终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确认马文蔚的声明是真实无误的。

他们发现，马文蔚的笔迹与1950年的原始手稿高度一致，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等关键字样的实际书写者，也揭示了人民币设计背后的一个重要历史细节。

1984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综合评估了专家组的报告和调查结果后，决定正式为马文蔚的贡献作出官方认证。

这一决定在总行内部召开的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并由总行行长亲自签署了相关的认证文件。

作为对马文蔚对人民币设计所作的独特贡献的表彰，银行决定给予他一笔经济奖励。

这笔奖金不仅是对他个人技艺和历史贡献的认可，也是鼓励和尊重每一个对中国金融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个体的象征。

奖金的发放仪式在总行的一个小型但庄重的会议中进行。

马文蔚被邀请到北京，与总行的高层管理人员见面。在会议中，行长亲自向马文蔚颁发了认证证书和奖金支票。

同时，会议也对马文蔚过去的工作和对人民币设计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表彰。

此外，银行还决定将马文蔚的这段历史贡献记录进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历史档案中，以确保后世能了解到这一重要历史片段。

马文蔚的名字因此被永久性地记录在中国金融历史的荣誉榜上。

随着1984年的官方认证和奖励发放，马文蔚的名字与贡献逐渐被更多的行内外人士知晓。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不仅持续与他保持了良好的联系，还给予了进一步的荣誉，邀请他参与未来人民币设计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字体设计方面的贡献。

在新一轮的人民币设计工作中，银行的设计团队提出了一项提议，考虑到时代的变迁和简化字的普及，他们建议在即将发行的人民币系列中使用简化字体。

然而，在多次的设计会议和讨论中，许多专家和历史顾问建议应保持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尊重，特别是在官方货币的设计上，应当更加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连续性。

最终，考虑到马文蔚的书写风格不仅优雅而且具有历史权威性，决定在第四套人民币中继续使用他的传统楷书字体。

这一决策在设计团队和管理层之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他的字体不仅在视觉上显得清晰端庄，而且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设计的一部分标志性元素。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总行与马文蔚进行了数次的沟通与协作，他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设计会议，直接向设计团队展示如何书写各个字体。

设计团队也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多次试验和样本制作，以确保新币种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也能适应现代印制技术的需求。

为了表彰马文蔚在人民币字体设计上的杰出贡献及其艺术成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除了在之前就已经发放的官方认证和奖金外，又特别授予他一笔额外的奖金。

同时，考虑到马文蔚的年事已高和生活条件，陕西支行在总行的指示下，额外给予了一笔困难补助，以确保他的晚年生活更为安稳。

马文蔚对于这份额外的关怀和认可表示感激。

银行总行的这些举措不仅深化了他与银行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确认了银行对他个人历史贡献的认可和尊重。

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肯定，使得马文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他个人的艺术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