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以卓越的数术才能和深邃的智谋，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精于数术，料事如神，深度参与了三代帝王的重大决策，成为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凭借着精准无比的预测逐渐手握大权。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位算无遗策的北魏功臣，最终竟未能算到自己会命丧于自己的笔墨之下，而且与其有关联的人也都未能幸免，全部遭到诛杀。他，就是崔浩。
崔浩，出身于高门士族之家，于公元381年出生在清河郡东武城，也就是现今的河北省故城县。年少时期的崔浩，便展现出了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非凡的钻研精神。他热衷于精研经史典籍，同时对玄象、阴阳等各类神秘而深奥的书籍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涉猎范围极为广泛。深厚的学识底蕴让他对自己的才智充满了自信，时常将自己比作汉初的杰出谋士张良，可见其志向之高远。
北魏皇帝拓跋珪执政的后期，由于长时间服用药物，性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朝堂之上，时常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拓跋珪便会大肆诛杀朝臣，一时间，人人自危，整个朝廷笼罩在一片恐惧和不安的氛围之中。当时的崔浩，正担任著作郎一职。在工作中，他始终秉持着恭勤不怠的态度，既不会因为拓跋珪的残暴而刻意躲避，选择明哲保身；也不会为了讨好皇帝而阿谀奉承，丧失自己的原则。正是因为他这种刚正不阿、坚守本分的品质，崔浩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时期里，从未受到过拓跋珪的谴责。
公元409年，北魏宫廷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拓跋珪被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残忍杀害。随后，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为父报仇，成功夺回政权并即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拓跋嗣对阴阳数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位之后，他很快便发现了崔浩的才学过人之处，对其极为赏识。于是，明元帝经常让崔浩为自己讲解《易经》，同时任命他专门负责占卜吉凶之事。而崔浩也没有辜负明元帝的信任，他所占卜的结果大多应验，令人称奇。
例如，有一次宫中突然出现了兔子，明元帝命人四处搜索兔子是从何处进入宫中的，却始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明元帝让崔浩占卜此事的吉凶。崔浩经过一番推算和思考，推测将会有邻国之女被送入宫中。结果，正如他所料，次年当时的后秦便向北魏进献了女子。这件事让明元帝对崔浩的能力更加深信不疑，从此之后，凡有军国密事，明元帝必定会让崔浩预测一番，崔浩也因此深得明元帝的宠幸。
公元415年，北魏的平城遭遇了严重的粮荒，大量百姓因饥饿而死，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在这种危急时刻，有人认为天象不吉，提出应该把国都迁至邺城，以此来缓解饥荒带来的压力。然而，崔浩却对此表示了极力反对。他深知，迁都之举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暂时解决饥荒问题，但从长远来看，都城的迁移会导致大量百姓随之迁徙，这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会对北魏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迁移的百姓到了新的地方，很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引发疾病，进而导致人民意志沮丧，给外敌留下可乘之机。
经过深思熟虑，崔浩建议明元帝将灾区最贫困的难民下派到其他地区谋食，同时让每家富户出租50担粮食来养活其他穷户，并约定待以后丰收之日再归还给富户。明元帝听了崔浩的建议后，觉得非常合理，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付诸实施。果然，到了次年，当地的收成非常好，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北魏在崔浩的建议下成功度过了这次危机。明元帝对崔浩的才能和贡献十分赞赏，对他进行了丰厚的赏赐。
公元417年，南方的东晋太尉刘裕准备借道北魏，攻打北方的后秦。这一消息传来，北魏的大臣们纷纷认为刘裕此举图谋不轨，是觊觎魏地，不仅要拒绝刘裕的借道请求，还要出兵阻止他继续沿河而上。然而，崔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北魏应该借道给刘裕，待刘裕通过之后，再堵其后路，等到刘裕和后秦交战之时，北魏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可是，明元帝依然对刘裕心存疑虑，担心借道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最终拒绝了崔浩的建议，同时派兵阻止刘裕的进军。结果，北魏的3万骑兵遭遇了大败，魏将被斩，明元帝这才后悔没有听从崔浩的计策。同年，后秦被刘裕所灭，明元帝面对这一局势，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应对。
此时，崔浩再次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他认为，北魏虽然兵马强盛，但在军事作战方面，确实不是刘裕的对手。不过，后秦之地戎夷混杂，刘裕很难在短时间内，即一两年的时间里让当地百姓顺服。因此，北魏当下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
公元418年，天空出现了异常的天象，明元帝对此十分担心，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崔浩仔细观测后，发现此象与王莽篡汉时的天象极为相似。但他经过分析后认为，明元帝时期的北魏上下秩序井然，主尊臣卑，天下百姓也没有异常举动，所以不会出现谋篡之事。然而，当时的东晋却恰恰相反，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因此，崔浩大胆推测，大权在握的刘裕将会是灭亡东晋的人。果然，公元420年，刘裕废了东晋皇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立了南朝刘宋政权。明元帝得到这个消息后，对崔浩的料事如神感到无比惊讶，对他更加倚重。
明元帝常常被病症缠身，还总能梦见一些怪异之物，因此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忧，担心自己不能长久在位。在这种情况下，立储之事成为了他心中的一大忧虑。崔浩认为，明元帝12岁的长子拓跋焘敏锐聪慧，具备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应该趁早将其立为储君。他向明元帝进言，如果等待诸子成人之后再进行立储，很可能会引发其他祸端。明元帝听从了崔浩的建议，将拓跋焘立为太子。而拓跋焘在成为太子之后，也确实做出了优异的表现，展现出了不凡的才能和领导风范。
公元422年，刘裕去世。明元帝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本想趁机攻取南朝的洛阳和虎牢等地。然而，崔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此时发起进攻，必定会遭到对方的强力抗击，胜负难以预料。他建议明元帝派人前往南朝慰问刘裕家属，通过这种方式，让天下人知道明元帝的仁德之心，为将来北魏能够统治南方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刘裕之死必然会引起南朝国内的争权夺利，待其内部发生变乱之时，北魏再扬威出征，届时便可轻松获得淮北之地。可惜，明元帝没有听从崔浩的劝阻，坚持南征。结果，仅仅是滑台之地，北魏就攻打了许久都未能攻下，这次南征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公元423年，明元帝病逝，拓跋焘即位，史称太武帝。次年，崔浩观测星象，发现五星齐出于东方。根据他对星象的研究和理解，认为这是有利于西征的征兆。而拓跋焘本身又非常善于军事行动，在崔浩的建议下，他亲自率兵向胡夏发起进攻。然而，在进攻过程中，拓跋焘突然遭遇了沙暴天气，这种局势对顺风的敌军非常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退兵的建议，认为应该日后再图。
崔浩对这种怯懦的建议大声斥责，他极力支持拓跋焘逆风作战。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天气等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士气和将领的决策。在崔浩的鼓励下，拓跋焘坚定了进攻的信心，重新部署了兵力。最终，在拓跋焘的指挥和崔浩的支持下，北魏军队使夏军全线崩溃，成功占领了胡夏都城。
之后，拓跋焘为了避免陷入北面柔然和南朝刘宋腹背受敌的困境，准备集中力量向柔然发起进攻。然而，这一决策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们以天象不利为由，劝阻拓跋焘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在这些大臣中，要说辩论天相，他们在崔浩面前都显得逊色许多。崔浩以攻打胡夏时的遭遇进行反驳，他质问大臣们，为何在攻打胡夏时没能通过天象预测到不利局面，却在此时以天象不利为由劝阻出兵。崔浩的这一番质问，让众位大臣哑口无言，无法反驳。
崔浩继续进言，他认为此时正值夏季，柔然的生活习惯是在这个时候分散放牧。如果北魏趁此时机出其不意地发动突袭，柔然必定不能快速地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这场战争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唯一的担忧就是有些将领可能不敢深入敌境。在崔浩的舌战之下，拓跋焘打消了所有顾虑。于是，他根据崔浩提出的出其不意的策略，对柔然发起了猛攻。正如崔浩所料，柔然果然毫无防备，最终只能以联姻的方式与北魏进行议和。实际上，北魏本来有机会让柔然全军覆没，但是正如崔浩所担心的那样，有些将领担心敌军设伏，在关键时刻停止了进攻，从而导致柔然的残部得以留存。
公元439年，拓跋焘准备讨伐北凉，这一计划再次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尤其是当时的西安将军李顺，他因为收受了北凉的贿赂，为了维护北凉的利益，编造谎言，假称通往北凉之地大多是枯石，如果北魏对其出兵，就会面临无水的困境。然而，崔浩一眼便看穿了李顺的心思和谎言。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认为北凉的畜牧业最为发达，如果没有丰富的水草资源，又怎么能够发展如此繁荣的畜牧业呢？
拓跋焘在听取了崔浩的分析后，决心进军凉州。到达之后，他发现果然水草茂盛，这才确定了李顺的谎言。这件事让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更加信任，而且像对待亲人一样亲近。至此，崔浩在北魏朝廷中大权在握，地位尊崇。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崔浩最终并未得到善终的结局。
公元439年（太延五年）的十二月，北魏王朝的政治舞台上，一项重大使命悄然展开。太武帝拓跋焘命当时身为司徒的崔浩监秘书事，同时让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著作之事，共同续修国史。拓跋焘在下达任务时，言辞恳切且严肃地叮嘱他们，编写国史务必依据真实的历史记录，不可有丝毫的歪曲与隐瞒。
崔浩等人领命之后，秉持着严谨的态度，广泛采集魏国上代的各类资料，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史的编写工作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本魏国的国史。起初，拓跋焘下令编修国史的初衷，仅仅是希望将其作为皇室的内部读物，留给后代子孙了解祖先的事迹和王朝的发展历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众人的意料。《国记》修撰完成后，参与此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这两人平日里巧言令色，擅长阿谀奉承，凭借着对崔浩的谄媚讨好，深得崔浩的欢心。此时，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主张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之上，以此彰显史官们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还提议刊刻崔浩所注释的《五经》。这个建议看似是为了弘扬文化和历史的真实，实则可能隐藏着他们个人的目的。而崔浩在他们的巧言劝说下，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就连太子拓跋晃，在听闻此事后，也对这个提议表示了赞赏。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一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工匠们日夜劳作，营造起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这个碑林规模宏大，方圆达到了一百三十步，耗费了三百万的人工才最终宣告完成。
由于《国记》严格遵循了拓跋焘“依据实录”的要求，秉笔直书，详尽地叙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毫无避讳之处。其中，更是直接书写了拓跋氏一些鲜为人知且不愿被外人知晓的早期历史。这些内容被刻在石碑上，树立在通衢大路旁，自然吸引了往来行人的目光，引发了众人的议论。鲜卑贵族们看到这些内容后，心中的愤怒如同熊熊烈火般燃烧起来。他们纷纷先后赶到拓跋焘面前告状，言辞激烈地指控崔浩有意暴露国家的丑恶之事，认为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拓跋氏的尊严和声誉。
拓跋焘听闻这些指控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收捕崔浩以及秘书郎吏，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定罪状。崔浩被捕后，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然而，对于自己究竟所犯何罪，他的内心也是一片迷茫，并不清楚。当拓跋焘亲自审讯他时，崔浩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面对皇帝的质问，竟惶惑得无法应对。
公元450年7月5日（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这一天，对于崔浩来说，是命运的终点。太武帝拓跋焘最终下达了诛杀崔浩的命令。在将崔浩送往城南行刑之时，发生了极为惨烈和屈辱的一幕：“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这样的场景，在宰司一级官员被诛杀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秘书郎吏以下的相关人员也都被处以死刑。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关系远近，以及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家族，都被连坐灭族。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国史之狱”。
或许是由于当时执行灭族之刑不够彻底，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等这些赵魏大族中，皆有一些人侥幸逃脱了劫难，成为了漏网之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家族凭借着自身深厚的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不久以后都逐渐复兴了各自的家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史之狱”发生的当时，这些赵魏大族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家族的元气大伤，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家族的传承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国史之狱”的发生，对北方士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宋人刘攽等曾深刻地指出：“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他们的这番言论，精准地揭示了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北魏政权的早期，鲜卑贵族作为统治阶层的核心力量，对赵魏大族等汉族旧族既有所利用，又心存猜忌。而崔浩，这位才华横溢且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表面上是因为崔浩编写的国史直书了拓跋氏的隐私，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鲜卑贵族借机打压赵魏大族的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之后，太武帝拓跋焘北巡阴山，在远离都城的旅途中，他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此时，他心中对诛杀崔浩一事产生了后悔之情。恰逢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逝，拓跋焘感慨道：“李宣城可惜！”然而，话刚出口，他似乎又意识到了什么，紧接着又说道：“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从这简短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拓跋焘内心对崔浩的惋惜之情愈发强烈，他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也有了一丝悔意。
在崔浩被杀一年之后，太武帝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对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局势有了新的认识。他深刻地意识到，过于严密的刑网，不仅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人触犯法律。于是，他下诏曰：“夫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务求厥中。自余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损。”这道诏书体现了他想要改变现状的决心。随后，他又下诏，命令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对国家的律制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使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