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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贾樟柯

以下为采访摘要

历经22年拍摄的影片为何仅上映22天？

> 专访上集 | 导演 贾樟柯 <

对话 贾樟柯

高考落榜，23岁才上大学，27岁长片首作一鸣惊人，45岁获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被称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他是贾樟柯，人们亲切地叫他“贾科长”。他的电影是中国当代历史变迁的备忘录，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卑微的个体，那些在时代跑步前进过程中跌倒的人。

△贾樟柯

田川：我发现您经常戴着墨镜，为什么？贾樟柯：因为剪片子，特别是《风流一代》，一千多个小时的素材，剪了将近三年。有一天就觉得左眼不太舒服，对强光特别敏感，如果不戴眼镜就会流泪。田川：但这样也给您增加了一份神秘感。贾樟柯：没有，惹了很多麻烦。田川：为什么？贾樟柯：因为我老忘了解释戴墨镜的原因，有的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很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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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贾樟柯

贾樟柯执导的最新电影《风流一代》，在11月22日上映，限时上映22天。影片历经22年拍摄、制作，在111分钟里，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壮游。

田川：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预期？贾樟柯：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想起很多事，能够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世纪初走到今天的。

△电影《风流一代》

田川：《风流一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贾樟柯：2001年开始的，当时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我最喜欢的电影形态是早期带着摄影机，充满了偶发的、自然的拍摄。是水在到处漫延的电影，不被规定方向。田川：您说这部电影拍了22年，我感受到了很强大的时间力量。贾樟柯：我觉得这些年变化还是挺大的，从世纪初整个社会对形而上的东西还在关注，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其实降维了。大家很辛苦，比如去大厂工作，每天都有考核，有经济指标……这些东西看似井井有条，实际它把你框在了一个二维平面里，你挣脱不出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朋友，他是学美术的，平时就在剧组做美术指导。他没有房子，就背个军用书包，装上毛巾、牙刷，然后在各个院校找朋友借住宿舍。他在我们宿舍还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正好有张空床，他就住下来了。晚上还跟我们一起聊聊艺术，看看电影。过了一两个月他说我走了，就又进组了。他根本不惶恐，也不因为没有房而焦虑。那个时候大家对自己、对社会都有信心，但是今天这种信心减弱了很多。人们再不满意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工作，因为太不容易了。但是那个时代可以离开，虽然离开之后或许也没工作做，但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依然能维持他的生活。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社会发展总会有它的问题。但不能因为今天呈现出来的问题，就否定它在总体上的进步。看《风流一代》时，当我们意识到那个时候的人的宽容度，人的生存弹性，我们应该再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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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贾樟柯

1970 年 5 月，贾樟柯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售货员，还有一个大六岁的姐姐，是学校里的宣传队员。上学的时候，贾樟柯成绩不好，但朋友多，有十几个拜把兄弟。初中，一半兄弟辍学，有朋友喝多了死在路上，有朋友在 “严打” 中被捕。青春期的贾樟柯走穴跳过霹雳舞、练过几年形意拳。他学画画，和朋友一起住在太原南郊的铁路边上，邻居有农民、小贩、还有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偶然的机会看到《黄土地》，他决定做电影。考了三年，终于考上电影学院。县城出身，混过社会，班级的边缘人物，他看了无数的国产电影，发现没有一部能够与内心的经验直接对应，他开始以独立电影人的视角切入社会。贾樟柯的第一部电影《小山回家》。那一年，贾樟柯刚来北京，看到电影学院四周住了很多修路的民工，这些熟悉的面孔，让他感觉首都离自己原来的县城生活并不太远。

△电影《小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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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站台》《任逍遥》，被称为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在电影《小武》中，县城开始经济转型，昔日一起做扒手的兄弟发达了。送不出去的礼金，找不回的情分。没有理想，没有出路的小武，像县城被清扫的一颗尘土，微小、摇晃、努力维持着终将扫地的尊严。之后电影《任逍遥》，千禧年到来，县城到处是破产的国有工厂。那些少年是失业工人的孩子。贾樟柯提到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两个东北的孩子要去抢银行，其中一个留了封信给妈妈，信里是《任逍遥》的歌词：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

“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好像在说贾樟柯，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

贾樟柯：千禧年代的社会非常激动，你看到的人都非常生动，因为大家充满了希望、热情，还有埋藏在社会里的能量。很多人不安于现状，想要寻找机会出去闯闯。有些混乱，但是充满能量的世纪之初我觉得太适合拍电影了。那个时候互联网也出现了，我们的情感方法、生活方法完全被重塑了。没有电话的时代，我们找朋友都是不请自到，骑个自行车就去了，到了以后问谁谁谁在吗？在就进去聊。当时的人际关系不需要预约。但是当你有了手机，就变成预约制了。我们不可能再做一个不速之客，一定要发个短信问，下午三点去看你可以吗？人家说好忙，明天吧，或者说你来吧。再也没有推门就进，敲门问在不在的时候。写信的年代，写完信还得跑到邮局把信扔到邮筒里，三四天寄到，然后对方回信，再用三四天寄回来。一来一回，等你拆开回信可能半个月过去了，这中间就是相思。移动互联，特别是有了视频通话后，这种相思就减弱了，哪怕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北欧或非洲。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会意识到，科技重新塑造了社会，但科学触及不到的部分是情感之力。唯独情感是最神秘的，它是改变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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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世界》是贾樟柯在“故乡”主题之后的扩散。贫瘠的家乡，封闭，令人彷徨。人们向外逃离，却深陷另一种困境。这部电影对于贾樟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拍了四部电影，这次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

△电影《世界》记者：有的人觉得你如果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其实不应该走出来，应该永远保持神秘的面孔，不知道你对这个观点怎么看？贾樟柯：我觉得可能这样一种观点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导演，他的电影不能跟自己本土的观众见面，那种内心的，我不觉得是痛苦，我觉得是弥漫着我生命里面的一种空虚。

我觉得通过影像来记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影像的记忆是空缺的。那些影像都是官方的说法，官方的记忆。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民众，从私人角度看这个国家看这个社会的记录，一个民族的遗忘是非常可怕的。

——《世界》幕后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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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贾樟柯

那年，《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一个票房30万，一个近3亿。贾樟柯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崇拜黄金的年代，谁还关心好人。2013年，贾樟柯以4起轰动全国的真实案件为原型，创造了影片《天注定》。有人说，贾樟柯镜头下的人，在试图维持生命的尊严，而另一种声音是——贾樟柯在出卖底层，拍取悦西方人的电影。

田川：2015年您说不想再拍电影了，您说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固化，变革只是幻觉。贾樟柯：我有两次不想再拍电影了，一次是2005、2006年，一次是2013、2014年，这两次几乎告别了这个职业。以前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动，有那么多的讨论，还挺活跃的。但是最近几年说话的人很少了，都不怎么说话了。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说出来，懒得说了，它的背后是厌倦。我们只能对抗自己，对抗自己的厌倦、惰性、弱点，然后用这种方法试着改变些什么。

电影永远是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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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贾樟柯

贾樟柯执导的最新电影《风流一代》，在11月22日上映，限时上映22天，历经22年拍摄、制作完成，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游历。有人说，《风流一代》可能是贾樟柯最伟大的作品，也有资深影迷表示了迷惑和失望。

田川：我觉得尤其是您的影迷，对您的热爱中其实还带着一些苛刻。大家非常好奇《风流一代》和您之前拍过的电影进步在哪里？贾樟柯：由一个导演说自己的电影有什么进步可能有点不合适，我一般不太评价自己的电影。但是我想分享一些创作思路，其中不乏包括人对当下社会的情绪，人对自我新的认识，人跟人工智能之间的焦虑……艺术家就是一个信使，人发生了什么问题，社会的最新动态，是需要艺术家通过他的感受力传递给大家的。田川：您觉得自己在这二三十年中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贾樟柯：自己是很难有感觉的，可能连自己胖了瘦了都不太清楚。没有人不变，但具体变化了什么，我觉得从外在来说就是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我现在是两个大学的校长，同时也在教书，还要办平遥电影展。有一次平遥电影展，我看到好多孩子，应该是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坐在电影宫的台阶上休息聊天，特别放松。过了一会儿老师就带着他们进去了，应该是去看电影了。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景象。我小时候特别爱艺术，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没有这些。我在县城长大，除了电影院没有别的，没有展览，没有音乐。后来我们办了平遥电影展，这里有书店，有展览，有电影。孩子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这些东西，这是让我特别感慨的。

贾樟柯：疫情期间，本来应该在前一年10月办的平遥电影展，延迟到了来年1月，开幕那天还下了大雪。我们当时都觉得今年来看电影展的观众可能会特别少。结果开幕那天，好多人是坐高铁来的，甚至还有人冒雪开五六个小时车赶来。大家还有像《风流一代》里世纪初的那种热情。看到放映厅里坐满了人，我特别激动，那是很难忘的时刻。老有人说电影快死了，但对于爱电影的人来讲，电影永远是年轻的。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