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

“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

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

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

“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

“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

这表明:

“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

“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

“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

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

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

“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

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

“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

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

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

“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

“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

“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

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

“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

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

我查了资料：

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可是，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

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

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

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一）9月17日，《人民日报》及各大报均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国庆20周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口号共29条，第22条口号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

“国庆口号第22条是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这个“伟大的动员令”发表后，报纸上相继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1）9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

“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命令，授予珍宝岛自卫反击苏修挑衅的战斗中孙玉国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

（2）9月28日，《人民日报》以《美帝二十年来疯狂反华遭到惨败》为题，刊载新华社的长篇报道，历数“二十年来美帝伙同它的帮凶、走狗顽固敌视、侵略中国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惨重失败”。

最后说，“如果他们胆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3）9月30日晚，周总理在国庆20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企图组织反华包围圈，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为了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反诬我们有所谓扩张主义野心，甚至影射我们要发动核战争”。

周总理说：

“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周总理在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4）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讲话。他说：

“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

“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林彪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都一字不易地将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5）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1969年9月29日，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在此以前，在1969年9月23日，我国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这些新成就，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6）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全线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

在驳斥苏方上述言论和阐明中方立场后，声明又简述了9月11日周总理和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等交换意见及中国方面的建议。

声明还宣布：

“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级谈判。”

（7）10月10日新华社报道，在北部湾公海上从事正常捕鱼的中国渔船，连续遭到美国军舰的炮击和美国军机的扫射。

“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对我在公海捕鱼的船队连续进行猖狂挑衅的极为严重的罪行”，我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严重抗议”和“严正警告”。

（二）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这是9月16日休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

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

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陈总说：

在加强备战声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观看体育表演的请柬，这倒是新鲜事，我想去看看。

叶帅、徐帅、聂帅也接到请柬，认为这和加强战略的气氛不大协调。

（三）10月17日，新华社报道：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邀请在北京外宾两千多人，今晚观看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的体育表演。体育表演在新建的现代化的首都体育馆进行。”

“表演受到了全场中外观众近两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

报道最后提到，“观看表演的，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王震、邓子恢、陈云、陈毅、陈奇涵、李富春、张鼎臣等”。

（徐帅、聂帅未参加。还有一些未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老同志观看了表演，新华社未做报道。）

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出席的老同志引入休息室。不久，周总理和政治局的几位成员来了，分批会见这些老同志。

周总理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这些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其中，陈总到石家庄，叶帅到长沙，徐帅到开封，聂帅到郑州。

同时，总理已分别向各地第一把手打了电话，安排好住处，并由中办准备专机或专列。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

陈总说：

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他还说：

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聂帅说:

他对郑州不熟悉，希望去邯郸。

总理得知后同意。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

“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尼克松则“急起直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基辛格访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

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

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叶帅说：

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

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接着，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说道：

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

陈总还说：

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尼克松访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

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但是，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

但是，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

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

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

“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

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