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032期。1960年，我们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跃进”运动造成指标浮夸，各地的农产品都很紧张，粮食短缺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糟糕的是，连续的自然灾害也在一些地方肆虐，导致粮食供应更加困难。当时，李先念同志正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兼任财政部长一职，直接对指标和经济运行负责。

李先念向毛主席重点报告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担心全国几亿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口粮。李先念甚至在汇报前一晚，熬夜处理调配粮食的问题，其中一列粮食运输车本来要前往山东，但山西省向国务院发出紧急请求，希望优先调运粮食到山西解燃眉之急。李先念权衡后，只能将这火车改变行程，去了山西。从这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全国的问题多么严重。毛主席很支持李先念，让他放手工作全力扭转局面。

同年9月，李先念先后前往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考察农村受灾情况。在湖南，他听取了华国锋关于当地粮食问题的汇报。华国锋本身是山西人，1949年奉调来到湖南工作，曾担任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1960年正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的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国家要求他们支援受灾情况更严重的省份，下达了外调十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的重大任务。

华国锋身为当地的父母官，一直将湖南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视为关键。他汇报称：湖南今年由于春寒和旱灾，虽经上下齐心努力，粮食产量也只能达到一百九十多亿斤到二百零二亿斤。扣除农民口粮、饲料、来年的种子、城市居民粮食、工业用粮等，最多还能外调出十四亿斤到十四亿五千万斤，湖南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差额大约在一亿斤上下。

华国锋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干部，汇报的账目极其清晰，反映的是湖南的真实情况，没有隐瞒或夸大。面对中央领导李先念，华国锋并不好大喜功，也不愿把过重的指标强行摊派下去。相比之下，有些省份的干部为了炫耀政绩而虚报、多报产量，这样做只会害了百姓。“老实人”华国锋不肯这样做，他不怕压力，宁愿自己挨批评，也不愿对不起一省群众。李先念听后，神情多少有些失落，但既然事实如此他也无能为力。

总要有个处理方案。李先念感到为难，他对华国锋表示：此事我需回京请示总理。湖南需要调出多少粮食，你我说了还不算，最终要周总理做出指示。李先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后，周总理同意：湖南调出十四亿斤粮食即可。总理充分考虑了华国锋那里的实际情况，没有死卡着既定任务让湖南外调粮食，而是只外调了十四亿斤。

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华国锋说的“上限”是十四亿五千万斤，但周总理相信华国锋的人品，也了解湖南的困难，所以只按照“下限”做出了批示。华国锋当时还是一名地方干部，而周总理和李先念是中央领导人，他们都在为经济和民生殚精竭虑；十余年后的1976年，能力与人品俱佳的华国锋，得到毛主席的充分信赖，在周总理去世后负责统领国务院工作，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在关键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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