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开国将领授衔时，大多按职务和资历定级，却鲜有人知，在1955年授衔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动容的往事。时任军事法院院长的陈奇涵将军，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文件 - 一张由军委发来的空白军衔表。与其他将领不同，军委特意让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自行填写军衔。面对这份殊荣，这位在赣南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将领，这位曾与三位元帅共事的军事家，这位为建立军事法制殚精竭虑的开国元勋，会给自己填写什么样的军衔呢？

1925年春，黄埔军校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陈奇涵凭借在赣军服役的丰富经验，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导团中队长。在军校任职期间，他结识了陈赓、叶剑英等进步军官，通过他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当时的黄埔军校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边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把持的高官厚禄之路，另一边则是共产党人艰苦创业的革命之路。面对这个重大抉择，陈奇涵选择了后者。

然而，入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陈奇涵曾在旧军队任职，组织对他的考察格外严格。在这段时期，陈奇涵多次向党组织表达入党意愿。他向老友陈赓表示：＂如果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宁愿回乡务农。＂这句话体现了他追求革命理想的坚定决心。

经过严格审查，在陈赓等同志的帮助下，陈奇涵终于在1925年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在军校开展革命工作，培养进步学员，为党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

192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内加紧＂清党＂，限令军官必须在国共两党中选择一个。此时的陈奇涵已是黄埔军校的少校军官，深得蒋介石赏识。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奇涵，许诺只要留在国民党，便可升任团长，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面对诱惑，陈奇涵毫不动摇。他带领一批进步军官离开黄埔，回到江西兴国开展革命工作。临行前，他向同志们表示：＂革命需要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在革命史上，陈奇涵的这个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他放弃了显赫的军旅前程，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这一抉择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更为后来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离开黄埔后，陈奇涵带领一批忠诚的革命同志，秘密潜回江西兴国。他们利用当地宗族关系和进步乡绅力量，开展地下工作，为党在赣南地区开辟了重要的革命阵地。这些工作为后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进军赣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奇涵在赣南地区的工作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当时的赣南，反动势力盘根错节，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面对白色恐怖，陈奇涵带领党组织转入地下，在兴国、于都等地秘密发展革命力量。

1928年初，陈奇涵在兴国高兴圩组织了第一支农民武装。这支武装最初只有十几支土枪，但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很快发展到数百人。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利用山区地形优势，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了红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9年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陈奇涵立即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详细的地方情报和人力支持。基于他对当地情况的熟悉，陈奇涵被任命为红四军特派员，负责协调军地关系。

在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陈奇涵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精通当地方言，熟悉乡情民俗，在发动群众、处理矛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开明绅士＂的策略，有效地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

1930年，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陈奇涵被任命为兴国县苏维埃主席。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实施了＂两头沾，中间稀＂的土地分配方案，即优先照顾最贫困农民和部分中农，这一政策既保证了公平，又避免了过激行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1931年，陈奇涵参与组建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军事法庭。作为军事法庭主审，他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在处理一起叛变案件时，虽然上级要求从重从快处理，但他仍坚持按照证据和法律程序办案，最终查明被告是被诬告，及时纠正了一起冤假错案。

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陈奇涵负责赣南军事后勤工作。他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支前活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后勤供应网络。在他的统筹下，红军不仅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还建立了多个军需工厂，为前线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考验。陈奇涵受命组织后方群众转移。他带领群众将重要物资藏入山洞，建立秘密交通线路，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在长征前夕，他协助中央军委制定了保存革命力量的计划，为赣南革命火种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奇涵在赣南的这段经历，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组织才能。他既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工作者。他在军事、政治、法律等多个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5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陈奇涵奉命留在赣南继续坚持斗争。这一年冬天，他接到朱德元帅的密信，要求他协助在赣南建立地下交通线。为完成这一任务，陈奇涵冒着巨大风险，利用昔日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网，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

1936年春，陈奇涵在赣南成功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为党中央与南方游击区的联系提供了重要通道。期间，他曾与叶剑英元帅密切配合，成功营救了多位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营救被关押在于都监狱的红军干部。陈奇涵通过巧妙周旋，说服了当地国民党官员，以＂提审＂为名将这些同志救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奇涵受命前往延安。途中，他在西安与彭德怀元帅会面，详细汇报了赣南地下党的情况。彭德怀对陈奇涵在白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委托他在返回赣南时带回重要指示。

1938年，陈奇涵受党中央委派，以国民党军队高级参谋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他利用这一身份，成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在这期间，他多次与三位元帅进行秘密联系，传递军事情报和战略部署。

1941年至1944年间，陈奇涵在朱德元帅的直接指导下，在赣南地区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他采取＂明扮暗联＂的策略，表面上以国民党军官身份活动，暗地里却在扩充党的力量。这一时期，他先后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奇涵在叶剑英元帅的安排下，参与了接收南京、上海等地的工作。他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关系，成功策反了多支部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6年，内战爆发初期，陈奇涵在彭德怀元帅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华中区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深入国民党军队做策反工作，成功争取了多名高级将领起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底策动国民党某军师长率部起义，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初，陈奇涵参与了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他根据多年积累的情报网络，为渡江战役提供了详细的敌情资料，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长江防线等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陈奇涵与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三位元帅的合作，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统战本领。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敌后开展情报工作，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经历也为他后来在新中国军事法制建设中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年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军事法制建设亟待开展。基于陈奇涵在中央苏区时期建立军事法庭的丰富经验，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法院筹建组组长，全权负责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法院的筹建工作。

在筹建过程中，陈奇涵提出了＂军事审判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1950年3月，他主持起草了《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审判组织法规。在起草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观点。

1950年夏，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陈奇涵临危受命，奉派赴朝鲜前线设立战地军事法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一个小组，在安东（今丹东）设立了第一个战地军事法庭。这个法庭不仅审理军事案件，还处理了大量涉及中朝两国军民的纠纷，为维护前线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陈奇涵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检察制度。他提出＂军事检察机关要独立行使职权＂的主张，并亲自起草了《军事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这一条例确立了军事检察机关在军队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开创了军队＂法律监督＂的先河。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在处理军队内部案件时，陈奇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在审理某军区后勤部贪污案时，面对上级要求从重处罚的压力，他坚持按照事实和法律进行公正审判，避免了扩大化倾向。

1953年，陈奇涵开始系统总结新中国军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他组织编写了《军事审判工作手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审判实务指导书。书中详细规定了军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证据规则等内容，为军事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1954年初，陈奇涵着手筹建军事法院培训机构。他提出＂军事法官既要懂军事，又要通法律＂的要求，创办了军事法院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军事法官，为军事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同年秋，陈奇涵主持制定了《军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建立了军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一制度确立了军事法院集体决策的机制，对于提高军事审判质量，防止个人专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军事法制建设的过程中，陈奇涵始终强调要处理好＂军事需要＂和＂法律原则＂的关系。他提出了＂既要服从军事指挥，又要维护法律尊严＂的观点，这一思想对军事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新中国军事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春，为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政法学院。陈奇涵被任命为军事政法学院首任院长。他立即着手制定学院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既要培养军事法官，又要开展军事法学研究＂的办学方针。

在筹建初期，军事政法学院面临师资短缺的困难。陈奇涵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他亲自邀请了多位在革命战争年代担任过军事法庭工作的老同志来校任教，同时从各大法学院选调优秀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1955年秋季，第一批120名学员开始了军事法律专业的学习。

1956年，陈奇涵组织编写了《军事审判学》教材。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军事审判理论的教材，其中融入了大量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军事审判实践经验。这部教材不仅在军事政法学院使用，还被全军各级军事法院作为业务培训教材。

1957年，陈奇涵创办了《军事法学研究》刊物。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军事法学的学术期刊。他亲自撰写发刊词，强调军事法学研究要＂立足军队实际，服务军队建设＂。在他的主持下，这份刊物成为了军事法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1958年，陈奇涵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法学理论体系。他提出军事法学要研究＂军事指挥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战时军事司法特点＂等重要课题。在他的倡导下，军事政法学院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军事法学理论研究的队伍。

1960年，陈奇涵组织开展了＂军事司法制度比较研究＂。他带领研究团队，系统整理和研究了苏联等国的军事司法制度，为完善我国军事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项研究成果后来被编入《各国军事司法制度概览》一书。

1962年，陈奇涵推动建立了军事法学研究生培养制度。这是我国军事法学领域第一次开展研究生教育。首批招收的5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了军事法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1963年，陈奇涵开创了军事法律实践教学模式。他在学院建立了模拟军事法庭，要求学员通过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方式，掌握军事审判实务技能。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被誉为＂陈氏教学法＂。

1964年，陈奇涵组织编写了《战时军事审判工作手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军事审判的经验，对战时军事司法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这部手册成为了军队进行战时军事司法工作的重要指导。

1965年，陈奇涵在军事政法学院设立了军事法制史研究室。他强调要＂以史为鉴＂，系统整理中国军事法制史料。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开展了大规模的史料搜集工作，为后来的军事法制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为新中国军事法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