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文
我是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人。16岁参加“抗联”，而且给杨靖宇司令当过“传令兵”。后在少年连跟随程斌降了日寇，参加了“富森工作队”。因不甘当汉奸，蓄谋割下日军司令官的人头回投杨司令。不慎事发，被日寇军事法庭判了15年徒刑。现将我的这段经历简忆如下，以供研究“抗联”者参证。
关于抗联西征
1933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日(6月11日)的晚上，抗联在柳河县四道沟掏了伪自卫团的老窝，撤退时，我就跟去了。刚走不远，二道沟的公安队就撵来了，李红光说，别走了，就在这儿跟他们决一死战。打了不一会儿，公安队就跑了，我们就下了赵家岭，奔了假山子，下半晌就到了头道三岔河。不一会儿，司令部也来了。我头一次见到了杨靖宇。他当时是第一师师长，大伙都叫他杨司令。王仁斋外号王罗锅，当时是副官长。
司令部在头道三岔河开了庆功会，庆贺掏了四道沟自卫团的老窝。
我当时在自卫团里当打杂的，抗联来进攻时，我和仲吉青给开的角门，也是有功人员，奖了我们俩每人10元钱。仲青吉被安排到第三团当了副官；我当时才16岁，给政治部主任兼教导第一连指导员高××（名忘了）当传令兵。高主任是南方人，说话我听不大懂。
庆功会后，司令部决定兵分两路出征，扩大游击区。教导一连、保卫连三排、卫队和司令部西征兴京（新宾）、桓仁一带；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率领第三团、连长李明海带领第八连、姓刘的连长带领第九连，仍旧在柳河的大荒沟、小荒沟一带活动。
我们西征到桓仁的蚊子沟，收降了一个哗变的公安大队。大队副姓赵，总共四十多人。司令部将他们编为游击第二连。1933年的六月（公历7月），我和一个外号叫陈大嘴的，一块调到司令部，给杨靖宇当传令兵，也就是通讯员。李红光当时有三个传令兵，一个叫邵年，一个叫胡海，还有一个“小老金”。
1933年的秋天，日伪军对抗联实行大“围剿”，我们在桓仁一带站不住脚，就往回撤，七天打过九仗。我们在通化的冈山岭被敌人发现了。杨司令当机立断，叫我传令：与敌决一死战。战斗刚打响，第二连阵地落了一发炮弹，第二连连长当时就被崩死了；司务长的小便被崩坏了，喝了点大烟土不管用，也死了。这一下，第二连的人全哭了。
他们不像俺们“老抗联”坚决，他们是刚改编的公安队。杨靖宇马上到了第二连，对大伙说：“打仗就是要流血的，哭不是报仇的办法。大伙坚持一下，天黑了我们就算赢!”因为天一黑，我们就可以撤退了。这一仗，杨靖宇的雨衣被子弹穿了好几个窟窿，就是没伤着皮肉。
天一黑我们就撤了，司令部是最后下山的。下了山，没找到先下山的部队，我们就在一个场院里坐了下来，大伙太困了，一坐下就睡着了。杨司令看大伙这样疲劳，也没喊谁，自己就拿个马狗子枪给大伙站岗。过了一会，杨司令觉得这里离屯堡太近，不安全，就把大伙喊了起来。走了一段，又遇着个破房框。杨司令叫大伙到房框里歇歇。大伙一坐下又睡着了。这一睡不要紧，天亮了。天亮了就没法行动了，大伙就在房框里猫了一天。
天一黑我们又走了。走到一个屯堡边上，炮台向我们开了一炮，我们掉头就往山上跑。刚到山顶，卫队老徐就向杨司令报告，三面发现了敌人，我们被包围了。杨司令说，赶紧突围。我们就奔到没有发现敌人的那面。结果这边是一面砬子，根本没有路，怪不得没有敌人。怎么办?杨司令二话没说，第一个向砬子下面跳去。他这一跳，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摔上了棉花包。可倒好，谁也没摔坏，就把杨司令的膝盖磕坏了。他不能动弹了，叫俺们快走，别管他。俺们能么?大伙轮换着背，硬把他背到了大沟底。给他包扎了一下，他拄个棍子能跟大伙走了。
俺们来到兴京的夹河堡子住下了。这里住着朝鲜革命军司令部，他们叫俺们穿着他们的衣服站岗。第二天，找伙爱国军（实际是胡子），给俺们带路，从香磨子过了河。
这时候，派出去探信的人回来了，他说老百姓前几天看见一个朝鲜军官领一伙人过去了。杨司令一听，判定是李红光，叫大伙赶紧追。我们打发了爱国军，在喇叭河杏岭的大庙中，追着了第三连。他们正在找司令部。之后，俺们在老米汤沟遇着了第三团。这样，分散的队伍差不多又都集合起来了。在头道阳岔，司令部重新整编了队伍。
在整编时，杨靖宇批评了第三团政委曹国安，说他抹角抹得好，意思是他没有扩大游击区，光在原地打磨磨了。曹国安不服，发誓不缴机枪，不回来见杨靖宇。果不然，没几天他就带着二十多挺机枪回来了。杨司令叫他交到司令部，由司令部重新分配，他不干，硬是第三团自己留下了。
关于程斌叛变
后来，杨靖宇把我派到少年连当青年科长。不久，少年连只剩下八个人了，就归第一师程斌领导了。
程斌的第一师，辖第三团、第四团、第六团、少年连，总共百十人，五挺机枪。程斌把第一师带到了本溪的张驴子沟。
程斌在张驴子沟叛的变，我是随从。那天天刚亮，就听程斌喊：“来敌人啦，快往山上跑!”俺们稀里胡涂地往山上跑。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果不然，敌人真的就在山下。我当时不知怎么来了股劲，往沟越子找水去了。喝完水刚往山顶跑，就听山上响了两枪。我到了山顶，就看程斌一手拎一个匣子枪，气哼哼的，第六团政治部主任刺苏（外号）撅个屁股，一头插在地上；保卫连政委“八个爪”（姓李）肩膀上正在淌血，看样子挨了一枪。程斌气哼哼喊道：“你们谁能领着干，谁就领着干!我是干不了啦。”
我这才明白，程斌要下山投降，“刺苏”、“八个爪”不同意，就吃了他的枪子儿；保卫连长何贵有、第二排排长栾占奎还是认死不降。程斌骂道：“就你们个驴鸡巴，还能顶起锅盖来!”
大伙都傻眼了。过了一会儿，程斌叫何贵有下山送信。何贵有迟迟疑疑地下了山。
他上山的时候，程斌的哥哥也跟着上山了。程斌见着哥哥，啥话也没说，心急火燎地来回磨磨着。过了一会，他问：“娘咋样了?”他哥哥说：“娘在山下，眼睛都哭瞎了。”
原来，日本人为了逼程斌投降，抓了他全家的人。
当时，程斌把大伙集中在山顶上，四周架上了机枪，谁也跑不了。过了一阵，程斌就带俺们下山了。先到了魏家堡子。程斌他娘早就在这里等上了，还有降日的冯剑英、胡国臣。程斌娘见着程斌，骂了一句：“小程子，你这个逆畜!”程斌没好气地顶道：“别喊了。”
我们四十多人又到了八龙树。八龙树是日军驻地，我们被圈在一个大院子里，只把程斌单独带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拉到本溪第四区的碱场子，与早先收降的胡子混在一起，编为四个中队，受训二十多天。程斌这时就当了大队长了。受训完了，又到了奉天，在中英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从南满站上车，到了通化师道学校，编为通化警务厅“富森工作队”。富森是通化警务厅警防科长，他只是富森工作队的名誉大队长，大队长是程斌。
他持着红兜带，戴着校官军衔，职衔是警正，在通化，他骑马坐轿结的婚。
关于第八监狱
转过年，我和栾占奎、李学海、张少山四人在通化东江春饭店喝酒。俺们四个都是跟程斌变的，总觉得心里不是味。喝了一点酒，俺们就核计还要投奔杨司令。俺们叛了，杨司令都知道空手再回去，他怎么能信，俺们决定割下日本司令官的脑袋，拿着他的脑袋去投杨司令。酒后，俺们就到了日军司令官的住地，司令官没在，俺们也暴露了，不一会儿，就被日本宪兵队活捉了。审来审去，俺们都被判了刑。我是15年，被送到了日军第八模范监狱。
日军第八模范监狱在海龙镇，监狱不小，关着上千人。监狱长、部长、科长什么的，都由日本人和“满人”充当。日人是正手，“满人”是副手。日人监督长的名字我忘了，“满人”监狱长叫张树声。他这人，还有点中国人良心，常对看守说：“不许你们打犯人，他们犯了罪，也没犯在你的手下。”张树声对犯人也和气，犯人想吃点啥，像大豆腐啦，干豆腐啦，小葱大酱啦，跟他一说，就能吃到。
监狱里挺苦。早晚是高粱米粥，午饭是高粱米饭砣子（干的）。早饭一酒盅酱豆，晚饭是萝卜汤。开饭前，两个犯人必须脸对脸站好，一齐喊道：“咀嚼乃生命之母，食为生命之父，敬礼，坐下。”晚上还要晚点，也得喊口号：“成家立业，都从苦中来。”睡觉不许蒙头，怕自杀，怕逃跑。
监狱里的劳动分木工、铁工、纺织工几种。我岁数小，织手套。进监不久，我就开始闹眼睛，后来，监狱同意保外就医，我姐姐把我接回了柳河。眼睛也没治好，我就成了“刘瞎子”。
作者曾任东北抗联第一师师长杨靖宇的传令兵，少年连青年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