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都）邓贤

下乡到云南边疆第二年，我光荣地被上级任命为司务长。那时农场改兵团，实行军管，司务长是排级干部，相当于单位的伙食团长，按规定请假不扣工资。在知青眼里，这当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待遇。那年我只有十八岁，背着很沉重 的家庭包袱，所以决心用办好伙食来报答组织的信任。

司务长工作，除了天天早起煮大锅饭，还兼带采买，种菜，养猪，种饲料。偶尔逢到菜地丰收，也将白菜萝卜用连队的老牛车装了，慢腾腾赶到街子上去卖。卖了几元几十元，晚上收了工便点一盏煤油灯打算盘。

我们甘蔗连队，规定每月每人粮食定量三十八斤，菜油一钱（不是一两！），其他副食供应一律自给。我们连队有知青七十多人，加上职工和家属共计二百五十多人，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系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肩上，我很快便体会到“民以食为天”这副历史重担的分量。

没有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恐怕很难懂得“粮食”是怎样一个与生命同义的名词；同样，没有当过农民的人，恐怕也很难体会“劳动”一词所包含的严酷意义。对我来说，在已经成为过去的全部下乡经历中，还有一个足以同“爱情”或者“事业成功”之类相提并论的人生经验，那就是“打牙祭”。

兵团实行军事化体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一切财产属于公有。不允许个人种自留地，不许私人种菜、养猪、养鸡鸭，一经发现便要毫不留情地“割尾巴”。当资本主义的尾巴经过反复阉割之后，连队的猪们就总也养不肥，因为饥肠轱辘的人们根本不待猪们长肥长出膘来便要杀，杀完大的杀小的，连生病的母猪也不放过，所以猪的生长速度总也跟不上人们肠胃的需要。

通常一个月或者两月甚至更久打一次牙祭。所谓打牙祭，也决没有今天餐厅酒楼里琳琅满目的内容，大多一勺净肉，外加一碗猪血或者油渣骨头汤，便足以令人幸福得回肠荡气。因为那时候被称得上人生幸福的时刻实在不多，对连队知青来说，关于打牙祭的话题往往便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期待和经久不衰的精神享受。

每逢杀猪这一天，连队便早早收工，男人们蹲在伙食团外面的空地上抽烟，女人挤在厨房里帮厨，孩子们端着锅盆围着灶台打转。连平时最严厉的老连长表情也变得和蔼起来，吸着自卷的喇巴烟卷在厨房里到处走来走去，无缘无故地大声吆喝。厨房里的人脸上都放着光，说话粗声大气，开着粗野的玩笑，连队里笼罩着一种盛大节日般的欢乐气氛。

这一天的主角当然是我。

头天便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到兄弟连队借一口大锅，把杀猪的刀子磨得锋利无比，还要备下吹猪刮毛的工具，以及姜葱大蒜辣椒佐料，等等。第二天天不亮便要起床，烧一大锅开水，招呼来帮厨的人，把那头厄运难逃的猪一索子捆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猪便痛不欲生，把对凶手和人类的抗议嚎叫得一山坡都是。忙到下午，才将一头瘦骨嶙峋的架子猪变成一大锅香气扑鼻的回锅肉。

开饭通常由炊事员掌勺。连队的传统是大人一勺，小孩子减半，这时候子女多的家庭便体现出优越性，男人或者女人端着一盆肉，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一群孩子，个个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许多人扒光了自己碗里的那份，却不肯走，眼巴巴蹲在一旁抽烟，看别人吃。大家的眼睛都在有意无意地监视炊事员，倘若发现谁谁打的那份多了一片肉，谁谁少了，或者谁谁的好像多了或者少了，大家便要忿忿然，义愤填膺地把这件类似贪污腐败的事情在工地上议论好几天。

偶有剩余的时候，便要加菜。加菜并没有定数，一人加半勺或者小半勺；或肉，或菜，或汤，加完为止。大家便拥至窗口排起队来，先来的加了菜，把肉吞进肚子里，心满意 足地打着饱嗝离去。迟到的没有赶上，便跺脚懊悔，觉得吃了亏。也有要站出来骂娘的，一脸的路见不平，仿佛遭强盗打了劫。好在骂归骂，也不真计较，因为伙食团的肉是实实在在地分光了，圈里的猪们也听不懂脏话，于是炊事员便赶紧锁上门回家，如同做了亏心事，让那些人的怒火自生自灭。

不管怎么说，打牙祭的欢乐还是像阳光一样始终照耀着连队。照耀着连队的男女老少因缺少营养而发黄的脸膛。在我的司务长生涯中只有一次发生例外。成都知青某某，吃了一回又来排二回，并同炊事员争吵起来。知青不仅不认错，反而拾一块砖头砸在炊事员头上，结果幸福变成痛苦，会餐变成流血事件。风波平息之后，没有打成牙祭的人们依然排队，依然把猪肉人血砖头渣津津有味地吞进肚子里去。

出了这回事故，我决心进行改革，把掌勺制改为称秤制，力图把每一份肉都分配得绝对准确公平无误。再辅以花名册，人们像真正的军队那样排起队来，点名就餐，打一勺肉划一个勾。改革有效地杜绝了分配领域里的任人唯亲和多吃多占，不给少数想揩油水的人以可趁之机。所以许多年后，我创造的这种分配制度一直还在连队伙食团沿用，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家家都养大肥猪，伙食团终于倒闭，这种分配制度遂被废弃。

1974年前后，我带领六名知青进山里伐木，为连队储备过雨季的木柴。连队杀了一头病猪，毛重约五六十斤，据说此前一直打摆子。连长决定让我带一半肉上山，另一半交全连会餐。由于这次分配是如此不公，几乎激起全连老小的一致愤怒，有人悄悄用斧子将那半只带上山的猪肉剁成烂泥，最后我不得不用一只脸盆将碎肉装上山。

山下的另一半猪肉也遭了厄运。一个没良心的小偷夜里偷偷将肉偷走三分之一，这件失窃案搁置了好几年，至今没有破案。

我们在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里呆了整整一个月。

大约第十九天晚上，我从山里走出来补充给养，全身是伤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布片。全连人都用一种惊讶和同情的目光欢迎我。连队实在太穷了，伙食团除了一碗积满油垢稠糊糊的猪油外，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可以犒劳我。但是猪油毕竟是油，是难得的美味，我嗅着猪油的香味喉咙里已经伸出一只手来。于是我几乎是扑向那只油碗，如同一个贪婪的暴发户捧起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将猪油喝光，并且仔细将碗舔干净。当我做完这一切之后就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感到周身上下如同一架被重新注满了油的机器，舒坦自在回肠荡气，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向外洋溢着蓬蓬勃勃无法言喻的快乐和幸福。

生活，多好啊，我曾经拥有一碗猪油。此后我居然没有拉肚子，也没有生病，据别人观察，说我的脸色还一直红润了好几天。

这碗猪油就一直留在了我的生命中。我以为幸福的含义大约就是这样：当一个哪怕最渺小的愿望被最大限度地满足，你就得到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