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中共党史对遵义会议历来评价很高，其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确立”和“三个挽救”——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毛泽东在其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早在1936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首次谈到遵义会议，他说：“1931年到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丢失了很多根据地削弱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时纠正过来了。”
1941年9月14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到遵义会议，他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上述讲话，在毛泽东看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了“左倾”错误，结束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但思想上还未完全纠正过来。
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这是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最高评价。
此外，毛泽东还私下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除了周恩来，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同意，征得了张闻天的支持。反映了周恩来、王稼祥和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贡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
但是，熟悉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和党史爱好者发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持续到1938年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毛泽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军队中，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虽然参与决策，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远达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甚至在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王明一度发挥主导作用，影响力不低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俨然形成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趋势。
王明曾经担任长江局书记
这个重要事实，与评价遵义会议的作用时提到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评价似乎不一致。
那么，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哪些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呢？
笔者认为，“三个确立”的评价，从宏观角度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毕竟遵义会议召开后，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面，张闻天“负总责”（也有张闻天为中共总书记的说法），毛泽东仅为常委之一。
军事上，遵义会议召开后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而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人”，很显然，最高军事决策权，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且时任红军总司令（同时也是中央革命军委员会主席事）是朱德，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周恩来的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的一次军事行动——“打鼓新场”战斗是否要实施的决策中，毛泽东的意见被会议否决，毛泽东以辞去“三个军事小组”成员为要挟，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居然当即代表党中央表示“同意”。
而毛泽东深入思考后，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连夜冒雨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进行商议，并试图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答应天亮找几位领导人再商议。
最后，大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规避强敌，没有实施“打鼓新场”战斗。
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不仅不是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形成领导权威。
中共七大完全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地位
1937年11月底，王明以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主席团候补委员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王明的要求下，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结束前，抛出一份由他自己拟订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而与会者一致同意王明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王明此时在党中央具有凌驾其他中央领导人之上（包括毛泽东）的影响力和领导权威。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赴武汉工作，在武汉期间，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发表文章，阐述他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解读，俨然他才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当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后，中央要求由王明控制的《新华日报》全文刊登，王明居然以“文章篇幅太长”为由，拒绝刊登，后中央建议可以以连载形式发表，王明居然敢于拒绝。
这充分说明，此时并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共七大是一次重要会议
而“三个挽救”即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仅凭这一点，遵义会议建树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是：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重要性的评价是“这是一次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评价高于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评价。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两次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而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届六中全会后，特别是经过1942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后，中共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逐渐确立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以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为标志，真正形成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全党统一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