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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1960年，一封饱含批评的信件送到了中南海。
署名陈掖贤的来信，字字珠玑，讽刺意味浓厚。
毛主席找来工作人员询问：“陈掖贤是谁？”
工作人员如实禀报了陈掖贤的身世。
主席听后，良久沉默：“是个可怜孩子，不必追究。”
陈掖贤究竟有何来头？
为何主席称其为“苦命的孩子”？
命运多舛1929年1月21日，湖北宜昌的陈氏大家族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陈掖贤。
这个备受宠爱的小少爷自幼享尽娇惯，被家人亲昵地唤作“宁儿”。
父亲陈岳云在武汉拥有一个印刷厂，优渥的家庭条件将年幼的陈掖贤和姐姐包裹在富足安逸的童年里。
小时候的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调皮捣蛋无所不为。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从来不曾厉声呵斥，更不会将他关进小黑屋。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闹腾，脸上挂着无可奈何的笑容。
反倒是那些和他玩耍的伙伴们，会偷瞄着他私语：“快看，那个野孩子又来了！”
小男孩听得一头雾水，野孩子？这帽子从何而来？他不过是爬树掏鸟蛋，捉鱼摸虾罢了，怎么就成了野孩子？
风言风语如同一把把尖刀，狠狠刺进了陈掖贤幼小脆弱的心坎。
他宁愿将自己锁进书的世界里，也不愿踏出家门。
长此以往，他在家里也几乎不开口说话了。
旁人却误以为他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每见到他总要夸赞一句：“真听话啊，这孩子。”
句句溢美之词，却让陈掖贤的心底泛起阵阵苦涩。
没有人能察觉他沉默背后的悲伤，他与世界的距离愈发遥远，只有孤独如影随形。
1942年，一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敲开了陈家的门。
陈岳云领着这位神秘的访客来到陈掖贤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诉说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孩子，这是你的八叔陈邦达。”陈岳云语气沉重。陈掖贤从未听闻过自己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内心不由一颤。
“其实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陈岳云继续说道，“八叔他才是你的父亲。”
那一瞬间，陈掖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的母亲叫李一超。”陈岳云缓声补充道。
陈掖贤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定定地望着陈达邦，对方的面孔在他眼中变得模糊而陌生。
如果这个所谓的八叔真是自己的生父，那他的亲生母亲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要遗弃他？
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他再也无法抑制，转身夺门而出。
就算他曾经被唤作“野孩子”，他也只是暗自伤心垂泪。因为他知道陈岳云夫妇对他的疼爱是真的，他至少还有家这一港湾。
他以为他最多和姐姐一样，是被悄悄收养的孤儿，而不是被亲生父母抛弃后十几年杳无音信的弃儿。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世之谜，将13岁的陈掖贤砸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仿佛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
陈掖贤宁静祥和的生活因为陈达邦的上门被打破。
心无归处平日里，陈掖贤寄宿在学校，周末才回陈达邦的新家。
虽然新妈妈对他还不错，而且弟妹也愿意亲近他。
但陈掖贤总觉得那不是他的家，而是属于爸爸他们一家人的。
寄人篱下的滋味在他心头蔓延，比不过儿时在陈岳云家生活的自在。
本就寡言的陈掖贤变得更加沉默。他把自己藏进书海，在书页中寻找久违的归属感。
1956年，在组织辗转确认下，陈掖贤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李一超，便是赫赫有名的烈士赵一曼。
曾几何时，一部名为《赵一曼》的银幕佳作风靡全国，陈掖贤也被那坚贞不屈的抗日女英烈深深触动。殊不知那时候的感动，会变成今日的泪水。
当他得知自己就是赵一曼遗书中牵挂万分的那个“宁儿”时，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如决堤的洪水般喷涌而出。
过往的迷雾散尽，血脉相连的母子情深，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重逢。
为了追寻母亲的足迹，陈掖贤又去了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
在馆内，他意外地重逢了当年与母亲并肩作战的战友，聆听了母亲鲜为人知英雄事迹。
1935年11月，赵一曼不幸负伤被敌军捕获。
日寇妄图从她口中撬出东北抗联的机密，一番严刑拷打后，赵一曼浑身上下血肉模糊，几近昏迷。
等到赵一曼稍有恢复，他们又将她拖回刑场，一轮又一轮的酷刑接踵而至。
皮鞭抽打，电击灼烧，赵一曼的钢铁意志却始终不曾动摇，没有吐露一个字的军情。
1936年8月2日，日寇见实在撬不开赵一曼的嘴，便将她押上了开往竹江的火车。
囚车内，阴暗逼仄，赵一曼的身影被囚笼隔绝开来，却无法掩藏她深邃的目光。
赵一曼知道自己可能要走上绝路了，便要来纸笔，开始给思念的儿子写下一封遗书。
字里行间，寄托着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无限爱意和深切嘱托。
陈掖贤抚摸着母亲留下的两封信件，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这一刻，他为自己的母亲感到无上的自豪。
回家之后，他执起钢针，蘸着蓝色的墨水，在自己的左臂上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从此，母亲赵一曼的名字就嵌入了陈掖贤的血肉之中，也烙印在了他的灵魂深处。
赵一曼烈士的身份确认之后，民政部门决定要给陈掖贤颁发烈士抚恤金，可被他坚定地拒绝了。
“妈妈是为国家牺牲的，这原本就是属于她的荣誉。”陈掖贤的语气掷地有声，饱含着对母亲深深地崇敬。
“我哪里有资格去领这笔抚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妈妈的精神，做一个像她一样的人。”
在母亲精神的熏陶下，陈掖贤踏上了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
可现实的藩篱最容易将理想的光芒压抑，令其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时时濒危。
宁折不弯的陈掖贤将何去何从？
在生命的尾声，他将作出怎样的抉择？
自缢身亡1960年，陈达邦来北京探望许久未见的儿子陈掖贤。
甫一见面，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面黄肌瘦的容颜，老父亲心中不禁酸涩。
于是他带着陈掖贤前往政协餐厅，用一张7毛的餐券，换来一盘热气腾腾的红烧狮子头。
当时的肉价每斤8毛钱，而这一餐的价钱7毛。
陈掖贤起初大快朵颐，可当得知餐券的价格后，心中却久久难以释怀。
艰难时期，他突然想起路旁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艰难度日。
如今的自己却在大快朵颐，一顿大餐花7毛钱。
新社会不是号称人人平等吗？如今的他，却远离了人民，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果母亲赵一曼在世，她一定不会容忍自己的儿子与人民群众如此脱节！
见儿子脸色不对，陈达邦耐心解释道，政协餐厅为过渡时期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提供援助。
自己作为国务院参事，也是可以享受一定待遇的。陈掖贤却充耳不闻。
在离开餐厅的路上，恰逢中南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
面对歌舞升平的景象，陈掖贤再也按捺不住。
他义正词严地斥责道：“外面有无数百姓食不果腹，你们却在此纵情享乐，岂有天理？”
他的话语如石沉大海，音乐兀自奏响。
怒气上头的他提笔填就了一首《忆秦娥》，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不平。
他将这封信寄给了毛主席。信中字字句句夹枪带棒，讽刺意味十足。
可毛主席得知写信人是赵一曼的独子时，沉默良久：“他是可怜孩子。”
言外之意就是让人不再追求。
而另一边，久久没等来毛主席的回信，陈掖贤愈发苦闷。
他渴望像母亲那样为百姓发声，可他的力量却如此微不足道。
这些压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压得陈掖贤喘不过气。
最后，他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急需住院治疗。
漫长的治疗结束后，陈掖贤孤傲的脊背上压上了一把沉重的枷锁。
他羞觉得自己给母亲赵一曼抹了黑，没能践行她的教诲——知行合一。
1982年8月15日，他选择以自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
他给女儿留下的遗书简单却锥心：“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过平凡安稳的生活，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麻烦，自己的事自己办。”
陈掖贤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的磨炼，谱写了一曲悲凉的乐章。
陈掖贤的痛苦并不是个例，而是时代的缩影。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无数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牺牲照亮了黑暗，为我们今天的幸福铺就了道路。
参考文献
袁宝珊. 赵一曼之子陈掖贤的非常人生[J]. 半月选读,2007, (15):38-40.
张丁. 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赵一曼致儿子陈掖贤(1936年8月2日) [J]. 人民周刊,2021(11):26-28.
赵静. 赵一曼:巾帼英雄的家国情怀[J]. 四川党的建设,2022(3):10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