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不仅是唐代太学教育活动的主体，还是唐朝官僚机构的预备队之一，其素质与唐朝国家公务员的质量有一定联系。因此，本章拟从太学生的来源、太学生在学期间享受的待遇、与太学生相关的奖惩制度和太学生毕业后的前途等四个层面深入探讨这一群体。

太学的教学服务对象是学生，学生是太学的主体。唐代太学生作为中央官学生徒群体的一部分，其性质介于官与民之间。对于这一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群体，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其来源问题。

唐代太学招生有门槛，想进去学习得满足条件，这些条件就是入学要求。一般而言，唐代太学入学有三条件：一看你是不是符合条件的身份；二看你年龄够不够；三看你能力和资质行不行。

这一群体是唐朝中高级官僚阶层的后代，具有明显的阶层性与等级性。这一规定展现出唐代太学乃至整个官学系统强烈的身份等级制观念。“太学乃至中央官学经学诸馆的入学门槛只开放给有身份地位的官僚阶层子孙，这种情况说明中央官学的入学权带有一定程度的门荫性质。

这一特征在弘文馆、崇文馆的入学条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唐后期，太学的入学条件有所松动，呈现出准入门槛日益降低的趋势。穆宗长庆元年(821)，新任国子祭酒韩愈核查了国子监经学诸馆生徒的家庭出身等基本情况，发现问题相当严重，意图有所整顿。

公卿子孙不愿入学、工商平民等无身份者大量涌入官学，导致官学生徒鱼龙混杂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韩愈建议放宽太学和四门学的入学条件。太学的入学门槛，即从中高级官僚阶层子孙向与皇帝关系较为亲近的中下级官僚阶层子弟倾斜。

如此看来，有唐一代太学的入学条件经历了唐前期较高到唐后期较低的渐进性转变过程。如果我们放宽视角，从长时段对中国古代太学生徒身份加以考察与分析，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两汉时期太学生以平民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制的成立与长久维持，身份等级制渗透进太学；隋朝与唐前期继续保持和强化太学生的身份等级制；中晚唐五代太学生的身份等级限制逐步弱化，到北宋太学生进一步回归平民性。

简而言之，从汉至宋，太学生的身份大致经历了平民子弟——士族子弟——官僚贵族子弟——平民子弟的演变过程。这种并非重复而又相似的历史回归现象，通过曲折的途径，不同的断面，向我们揭示了从汉至宋这一长时段历史时期非身份性社会向身份性社会演进又回归到非身份性社会的渐变历程。

年龄限制。唐代对太学生的入学年龄做出了明确规定。《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以下。唐代官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入学年龄是14—19岁，这也是太学生的入学年龄。

这是硬性规定。白松阁指出，这一入学年龄段相当于中男及前中男阶段，即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少年时代°。从生理学及教育学来说，这一年龄段正是人们求学的黄金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入学年龄规定的执行似乎存在弹性空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存在不及法定入学年龄提前入学的情况。如萧颖士天资聪颖，“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不到十四岁就进入太学求学。

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玄宗开元前期。但这是个例，并不足以说明盛唐时期太学的入学年龄已经下放到十岁。个人资质。在符合上述两项硬性入学条件之外，太学对候选者的自身资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有唐一代的官方文件中多次强调要选拔优质候选者进入中央官学求学。关于中央官学所看重的候选者个人资质，高祖《置学官备释奠礼诏》阐述得最为明晰，兹引如下：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

这份诏书对中央官学入学候选者明确提出了“识性开敏，志希学艺”的个人资质要求。此后这一要求成为有唐一代太学长期遵行的选拔生徒的基本原则。所谓“识性开敏”是指候选者智力正常发展且较为聪明，这是进入太学学习的智力条件。

所谓“志希学艺”，是指候选者有上进精神与求学志向，这是进入太学学习的精神条件。简单来说，候选者要想进入太学求学，既要具备较强的领悟能力，又要具备求知若渴、坚定向学的内在驱动力。

太学生实行定额制，随时代不同而有伸缩。据孙培青先生统计，唐初武德年间，太学拥有生徒140人。

太宗贞观年间，中央官学生员总数激增至3260人(太学生数量也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具体数量不易考知);高宗龙朔二年(662)，太学生数量锐降至85人(其中西京太学生为70人，东都太学生为15人)。

玄宗开元年间太学生数量急速回升至500人；安史之乱后太学生数量遽降至70人；宪宗元和二年(807)太学生数量缓慢回升至85人(其中西京太学生为70人，东都太学生为15人);此后基本上长期保持在这一规模。

总体而言，有唐一代太学生的编制变化大体呈坡形曲线：唐初较多，太宗贞观年间急剧增长，达到一个高峰，高宗、武周时期快速下滑，盛唐时再次迅速回升并达到又一个高峰，安史之乱后锐减，中唐以后大致保持与高武时期相持平的较低水平。

简而言之，唐代太学生编制变化曲线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双峰并峙的格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太学的定额制是弹性的，是随时代动态变化的，可称之为弹性定额制。由于具有可操作的弹性空间，这种制度反而更有利于太学生编制的管理与调整。

其次是太学生实施定额制和编制变化的原因问题。唐代太学乃至整个官学体系的生徒之所以实行定额制，与国家文教政策、国家财政状况、科举选官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学术潮流和社会风尚等因素密切相关。

不难发现，武德时期的太学生规模并不算小。前文已述，高祖武德时期虽然致力于统一全国，但仍然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初步建立了中央官学教育，并给予太学140人的生员编制。这一规模虽然远小于隋炀帝大业时期，但却稍胜于高宗武周时期和唐后期。

由此可见，唐代太学初建时具有较高起点。同时，这一举措亦展现了和新生政权的蓬勃发展气息。太宗贞观朝太学规模空前壮大，恢复了隋炀帝大业时期的盛况。这是因为太宗高度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官学教育，太学生编制因而大大扩张。

高宗中期以后大幅缩减太学编制，大概存在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连年对外征战，军费浩大，财政吃紧，不得已挤占教育经费；二是高宗不好儒术，轻视官学的教化作用；三是龙朔二年(662)的官制改革波及到官学教育体系。

唐高宗像

盛唐时期，玄宗高度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重新确立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中央官学规模由此达到鼎盛，太学同步走向巅峰，编制空前状大。

需要强调的是，唐代太学乃至整个官学教育体系的定额制，主要是针对国内生员而设。除编制内的生徒以外，有唐一代，太学还存在一定规模的插班生，即来自广义上的“东亚世界”地区与国家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并不占用常规编制。

贞观时期国力强盛，威名远扬，“东亚世界”内多个政权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八千余人”的国子监生徒规模，远远超过了唐朝中央官学教育体系内3260人的国内生徒总量，想必包含了五千余名的留学生数量。

关于唐代留学生的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学习辅导制度和衣食供应制度等，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本文不拟赘述。此处仅探讨留学生的日常教学问题，即众多留学生安排在哪些学馆就学的问题。

我们知道，唐朝留学生来源多样，相当一部分到唐朝的专门学校，学习天文、历法、医药和建筑等科目。如此一来，国子监的就学压力得到分散和疏解。即使对于以学习中国儒家经典文化为主要宗旨的留学生来说，也有经学诸馆各自分摊一部分插班生名额。至于太学分摊多少名额，由于史籍缺载，我们不得而知。

分配到太学的留学生，太学以何种组织方式对其进行教学?是以插班生形式加入国内学生的班级，即在太学每班100人的基础上加入一部分留学生进行教学，还是单独组织留学生进行分班或者集体教学?这些情况我们都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留学生在有唐一代的大多数时段里，始终存在于太学中，但是并不挤占太学的固定编制。换言之，太学对国内学子实行弹性定额制，对留学生实行非定额制。

唐王朝之所以对留学生的数量管理较为宽松，其目的可能在于企图借助留学生的桥梁作用，将唐朝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加强自身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构建并维系以唐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即所谓“东亚世界”。

太学生入学后，便拥有了学籍，成为国子监正式在册生员。前文已述，关于太学的教学管理，唐代实行礼部——国子监一一太学三级管理体制。太学生的学籍管理权限，亦掌握在礼部之手。太学生的学籍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入学资格的审批，二是修习年限的执行。

太学实行定额制，不能随意扩招或缩编，也不是随时可以入学的。候选者如果想要成为太学生，必须经历申请——待缺——考试——审批的基本流程。

具体的操作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提出申请，符合入学条件的官僚子弟要想进入太学，必须等待有人毕业，出现了缺员，才可以向国子监提出申请，要求收补为太学生。

组织考试，国子监接受申请后，对众多申请者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由国子监列名，送交礼部；三、审批，礼部根据国子监上交的入学考试及格名单，审批补缺，通过者才能进入太学求学。

这一流程的三个环节无缝衔接，紧密配合，严格把控太学的入学门槛。值得强调的是，唐前期并无对申请者组织考试这一程序，这是唐后期为了适应教育形势的变化而及时采取的调整措施。

一般认为，入学考试萌生于宪宗元和元年(806)新任国子祭酒冯伉针对中央官学弊端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试，然后给厨。”这一方案得到采纳与实施。穆宗长庆二年(822)，时任国子祭酒韦乾度对这一方案进一步精细化与规范化。

冯伉

这一改进后的方案即为上文所述太学入学审批的具体操作流程。该方案强化了考试环节在此流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所周知，主管入学审批的国家机关是尚书省礼部，但具体负责培养生徒的机构是太学。

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入学审批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顶层设计者来说，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这一流程在晚唐时期承袭下来，历经五代，沿用到北宋，形成了运用范围更加广泛、特色更为鲜明的入学考试制度。

修习年限。所谓修习年限，是指唐代生员在国子监中求学达到毕业要求的最长期限。关于中央官学各学馆的修习年限问题，学界多有研究，本文只拟对太学的学习年限问题稍作补充讨论。据宋大川先生研究，唐代国子监经学诸馆的最长修习年限为九年。

太学作为其组成成员之一，想必也遵从这一普遍规定。然而，这一规定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唐代太学生之所以能够享受一定待遇，是因为从汉代以来中央官学实施的“养士教育”制度所提供的传统福利。太学生所享受的待遇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供应食宿；其二，优免课役；其三，其他特权。

供应食宿是唐代太学生在学期间能够享受到的基础性待遇。这一待遇分为两个层面：康食与住宿。康食又称粮料、厨米、厨馔等；宿舍又指房、屋室等。太学生的食宿由政府财政承担，由国子监具体提供、组织和协调。

以往学者在阐述唐代中央官学食宿供应的具体情况时，大多引述穆宗朝国子祭酒韦乾度的奏议，该奏议证明唐代太学生确实能够享受国子监提供的供应食宿待遇。这一点并无疑问，存在争议的是太学生所享受到的食宿标准。

盛唐时期太学生的廪食待遇标准是每天给米二升、盐二勺五撮，这基本上是按照青少年正常生活标准配备的待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太学生的廪食待遇与在政府部门服役的丁男待遇基本持平，说明这一待遇并不算优厚。

或许我们可以转换一个观察视角：在唐人观念中，是否把官僚或优秀的平民子弟在官学求学的行为，视为一种变相的服役活动?住宿涉及到宿舍。中央官学教育体系配备宿舍区的传统，可以远溯至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

唐代国子监沿袭这一悠久传统，依然配备有宿舍区。不过，宿舍条件有好坏之分。因此，为了分得条件更好的宿舍，太学生之间或者太学生与国子监其他学馆生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影响到太学乃至整个国子监的日常管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穆宗长庆二年(822)，时任国子祭酒韦乾度提出一条解决方案，兹引如下：当监四馆学生，有及第出监者，便将本住房转与亲故。其合得房学生，则无房可给。请起今以后，学生有及第出监者，仰馆子先通状纳房，待有新补学生公试毕后，便给令居住。

当监承前并无专知馆博士。请起今以后，每馆众定一人知馆事，如生徒无故喧竞者，仰馆子与业长通状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

唐后期，部分国子监经学诸馆生徒毕业后将所住宿舍私自转让给亲朋好友，以致理应递补入住宿舍的生徒无房可住。这对这一愈发严重的违规行为，韦乾度决心给予有力打击。乾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求国子监毕业生及时交还房屋，等候选者入学考试通过后，就准予其入住空闲宿舍。

为了保障这一新规章的有力实施，乾度还特别提议在经学诸馆设立知馆博士各一人，并赋予其较大权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职位与现代学校的后勤部长有类似之处。

除了供应食宿，唐代太学生还能享受到一项特权，那就是朝谒皇帝。朝谒皇帝既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又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