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企业退休工人离世后，家属攥着不足10万元的抚恤金，而公务员家庭账户里二三十万的数字却刺痛着无数人的心。同样的生命终点，不同的“身后定价”，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裂痕。
企业退休人员的抚恤金困在精密的计算公式里：工龄需与养老金领取年限“对冲”，最终折算成9到24个月的地方城镇居民月均收入。工龄35年的老师傅，若在东部某省去世，家属或能拿到9.5万元；而中西部普通工人的抚恤金常缩水至3-5万元。工龄的价值随着养老金领取年限逐年“贬值”，最终化作一串递减的数字。
公务员的抚恤金却锚定全国收入基准与个人职级工资。一名科级干部病故，即便按最低标准计算，抚恤金也可突破26万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家庭的3-5倍。更尖锐的对比在于：工人用35年工龄换来的抚恤金，可能不及公务员40个月的基本退休费（按5000元/月计即为20万元）。
制度设计的倾斜在动态调整中愈发明显。企退人员抚恤金随地方收入浮动，2023年上海最高可达16.9万元，黑龙江却仅有7.98万元；而公务员群体凭借全国数据“兜底”，即便在低收入地区，抚恤金仍能超过10万元。这种差异让“多缴多得”的社保原则在生命终点前失效——1.3亿企退人员占据退休人口的80%，其抚恤金总额占比却严重倒挂。
在工厂食堂的饭桌上，在退休工人活动中心，困惑与不甘悄然蔓延：“年轻时同样流汗，为何最后的体面还要分高低？”当工人子女精打细算填补医疗费缺口时，公务员家属已在规划教育基金或创业启动金。历史的双轨制在死亡证明盖章的瞬间达到顶峰，而2015年养老保险改革留下的抚恤金“双轨并行”问题，仍在等待更深层的制度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