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解放军向襄樊发起进攻。正当战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刘伯承却下了个死命令：“务必要活捉敌军首领，必须要活捉！”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顺利完成活捉敌首的任务，然而没过多久又收到毛主席的命令：“将敌首送至华北，用镣铐押送，派重兵看守。”此人不仅引起刘伯承、邓小平的重视，还令毛主席如此牵挂，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在国民党内部，效忠蒋介石的人不在少数，但能让他视为心腹的却少之又少，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康戴二公”。很明显“戴”指的是戴笠，那么“康”是谁呢？这里的“康”不是别人，正是负责国民党内部情报的康泽。

1924年，20岁的康泽听说黄埔军校招生，当即产生投考的想法。但碍于家里贫穷，没有路费支撑他赶路。就在这个时候，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等人知道这件事后，果断接济他远赴广州。

1925年，康泽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学校学习期间，康泽异常努力。这天晚上，当其他同学都回宿舍睡觉了，他却独自一人坐在教室整理蒋介石的训话笔记。

就在这个时候，康泽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从远方传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他连忙站起来向蒋介石敬礼：“校长好！”蒋介石点点头，拿过桌上的笔记，一边翻看一边问：“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还在这里整理我说的话？”

还没等康泽开口回答，一旁的教官就介绍说：“他叫康泽，学习非常刻苦，还很用功。每次您演讲完，他都会整理您在会上说过的话。”蒋介石听后点点头，随后上下打量了康泽一眼，默默在他身上贴上“好学生”的标签。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推荐康泽去苏联深造，他知道这是蒋介石给自己的机会，当即说：“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学成回国后为您肝脑涂地！”

1927年10月，康泽学成回国，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深得蒋介石器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将康泽、贺衷寒、戴笠等人叫到办公室开会：

“国民党如今一点力量也没有，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失败。我们需要向苏联学习，需要有一个政治保卫局那样的组织。”

会议结束后，康泽等人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组织政治保卫局。在商量名字的时候，贺衷寒和康泽有不同的看法。贺衷寒说：“我觉得应该叫力行社，身体力行，很好理解。”康泽却说：“复兴社更好，民族复兴。”最终蒋介石选择用“复兴社”这个名字。

在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中，最重要的就是复兴社，复兴社分为贺衷寒所带领的“政训”系统、康泽带领的“别动队”系统以及戴笠所带领的“特务处”系统。

其中康泽带领的“别动队”最受蒋介石器重，他们经常深入各个地方进行“反共”活动。由于接受了许多“反共”理论，所以个个心狠手辣，面对共产党毫不留情。蒋介石还曾下达命令：“所有车辆都要以别动队员为主。”

刘伯承：必须活捉此人，毛主席：用镣铐押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都在呼吁“反特务、要和平”，蒋介石不得不将康泽派去国外。1946年随着蒋介石发动内战，康泽也于1947年回国。

起初蒋介石打算让康泽去热河当省主席，但却被康泽拒绝了。要知道热河是我党掌握的第一个全省解放的根据地，再加上领导该地的是我军名将程子华，康泽就是有两个胆子也不敢去。

除此之外，热河前线是傅作义掌控的范围，他之前没少在蒋介石面前告傅作义的状。思来想去，康泽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委任他为襄樊第15绥靖区司令长官。

自从康泽跟随蒋介石后，从事的一直都是特务方面的工作，尽管他是黄埔军校毕业，但却从未上过战场，自然不知道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司令。

1948年7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等，向襄樊发起进攻。在总攻开始前，刘伯承向战士们下达了个死命令：“务必活捉敌首康泽！”

眼看城墙下的解放军越来越多，康泽知道自己逃不掉了，便在襄樊失守前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表忠心：“学生一定会和襄樊共存亡！”然而当我军攻进襄樊的时候，康泽却失信了。

他头戴钢盔刚钻进碉堡最底层，没想到一颗手榴弹就紧跟其后。康泽的两只脚和脸上都被划破了皮，他试图用假死躲过我军的搜查，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康泽最终还是被我军俘虏。

毛主席收到康泽被俘虏的消息后，当即给刘伯承发去电报：“将此人送往华北，务必派人严加看守，戴镣铐押送！”

更加讽刺的是，康泽被俘虏后的第四天，蒋介石还信誓旦旦的对顾祝同等人说：“康泽对我忠心耿耿，我十分了解他，他不会被俘虏，必定会和张灵甫一样为国捐躯！”

然而当新华社在报纸上公布康泽被俘虏的消息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竟然让手下宣传康泽已死，把他铸造成“烈士”形象。

功德林改造，思想提升

不久后，康泽被解放军战士押送到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一个我军专门用来看管和收押国民党被俘官兵的。在被关押期间，康泽始终一言不发，他认为自己被俘的原因有很多，但责任都不在自己。

康泽十分担心自己的下场，要知道他在过去可没少残杀共产党员，他知道共产党不会放过自己，因此每天担忧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他发现自己吃穿用度比看管人员还好，就连生病也有医生专门来治疗。

除此之外，康泽还看到解放区的军民和睦相处，没有国民党内部经常出现的尔虞我诈。此时的他才明白，为何装备强盛的国民党会失败，为什么共产党能获得人心。

1948年年底，康泽开始写自省录，并于次年5月被押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康泽积极配合改造，思想得到很大改变。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过：

“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大家应当分清楚。像是被俘虏的溥仪、康泽这种人是可以不杀的，不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错，而是杀了不利……应当给每个犯错的人改正的机会，这样对人民、对国际影响都是很好的。”

1959年9月，当毛主席决定要释放一批战犯的消息传到功德林的时候，战犯们瞬间欢呼，就连一向谨小慎微的康泽也忍不住欢呼两声。

第一批战犯被释放的时候，康泽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知道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自己的名字也很正常。但第二批、第三批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当宣布第四批被特赦的战犯时，他也没抱一点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康泽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浮现不可置信。当他接过那张“特赦通知书”的时候，忍不住红了眼眶，强忍泪水不让流出。

特赦后的康泽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文员会，当文史专员，先后写了《复兴社的缘起》、《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经历》等书籍。1967年康泽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