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鉴于连年与金和蒙古交战，武人势力又一次兴起，边帅权力大幅增强，这让宋廷君臣心中甚是担忧和疑虑。
南宋彼时军政荒废，武将边帅腐朽不堪，诸如贪贿、扣饷、虚报军额等恶行泛滥，到宋末更为普遍，致使国家军力、财力大受影响。
在 1261 年，贾似道以整治军中贪腐、节省军费作由头，对武将推行“打算法”，审军费追赃款，其还有借此立威及排斥军中异己的未公开目的。
往昔贾似道身为右丞相并都督长江六路军马之际，军中将帅大都对他缺乏敬重之意。
那巍巾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每次要出战时，贾似道都必须先去慰劳犒赏他，不然士兵就会在其门前喧哗闹事。
为防止官员出现彼此包庇以及舞弊的情况，贾似道针对诸将实施了一种交叉清算的举措。
向士璧负责守卫潭州时，将费用筹划之事交予浙西制置司；赵葵负责守卫淮南时，则让知建康府的马光祖去筹划其费用。
战争时期，帅臣们因经费开支无法依平常财政制度，常有额外用度，贾似道蓄意追查，致使军中威望颇高的将帅或被害身亡，或被下狱追赃，或直接免职。
名将赵葵曾镇守边关数十年，鄂州之战时他任荆湖制置使，后调往淮南，其职位由和他向来有嫌隙的知建康府马光祖接任。
马光祖为讨贾似道欢心，领命后即刻召集属吏去“稽勾簿书”查账，可没查出啥问题，就拿景定二年元宵夜张灯设宴花三万缗钱这事，给赵葵安了个“放散官物”的罪名。
贾似道趁机再度向天子进言要除掉高达以泄愤，不过赵葵和高达等人因没被查出问题且受宋理宗袒护，侥幸无事，可其他人就没这般好运了。
向士璧到潭州任职后，成功击退蒙军围攻。然而因其战功卓著，贾似道心生嫉妒，不仅不奖赏，还利用与向士璧有矛盾的皮氏污蔑他，指使御史屡次弹劾。
向士璧遭罢官，被遣至漳州居住。贾似道还让人盘算其守城用的金谷，让其退赔。向士璧幕属方元善极力迎合贾似道，致向士璧因此丧命，其妻妾也被拘捕强令代偿。
听闻方元善后改去吉水县任职，大概是心怀愧疚吧，没多久竟得了“狂疾”，口中高喊着向士璧的名字就去世了。
其他边帅一时间都被责令偿还。广南安抚使李曾伯因闭城自守而无法防备抵御，阻碍蒙军从云南穿境北上，沿江制置使史岩之则因增援鄂州致败绩而被落职解官。
至此，赵葵、徐敏之、杜庶等诸人与那两人都成重点“盘算”目标。徐敏之、李曾伯、杜庶入狱，杜庶被害亡；史岩之家财赔尽，妻被囚。大将曹世雄亦被逼死。
宋廷执意推行打算法，此时武将和边帅皆掌兵权，且处于战争特殊时期，本就颇具风险，若能秉持公正宽容之心去实施，对军政整顿并非没有好处。
然而贾似道贸然行事且心怀不轨，妄图借此打压异己，结果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像四川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被逼叛国投蒙就是其中之一。
刘整籍贯金朝邓州，金末转投南宋，于京湖帅孟珙麾下成猛将，后随蜀帅李曾伯入蜀御蒙，战功赫赫。1260 年 4 月，其任潼川路安抚副使等职，在泸州大败蒙军，获宋理宗盛赞“泸州之捷甚伟”。
此前俞兴身为四川制置副使并知嘉定府时负责守城，遭蒙军围攻后刘整前来解围，可俞兴轻视刘整，既不亲自迎送也不犒赏其军营，仅派属员送羊酒。
在 1261 年四月的时候，蜀地将领俞兴凭借打算法，派遣人手前往泸州去“核算军前的钱粮”。
刘整清楚自己难以躲避俞兴的报复，就拿金瓶去贿赂俞兴求其饶恕，却遭拒绝，接着他又去江陵府拜见俞兴母亲，想让她调解，还是未能成功。
刘整派遣使者前往临安申诉，然而并未抵达朝廷。没多久，听闻贾似道忌惮功臣，大将向士璧和曹世雄都遭迫害身亡，刘整为保自身，遂于六月带着泸州等十五州郡以及三十万户归降蒙古。
泸州沦陷后，四川宋蒙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南宋重庆府与嘉定府间联系近乎中断，宋军各支陷入孤立作战之境。且刘整降蒙获忽必烈重用，后成蒙古攻襄阳、主灭宋的主要将领。
在 1267 年，也就是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的十一月，南京路宣抚使刘整应召入宫，对忽必烈言灭宋时机已然熟透，还献出了灭宋的计策。
昔日，刘整在泸州向蒙古投降，那时宋蜀帅俞兴欲夺回泸州这一战略要地，赶忙率军强攻，奈何蒙古援军迅速抵达，最终惨败而归。
刘整离开泸州后，前往蒙廷觐见大汗，获授潼川都元帅等职务，随后在川蜀关键之地建立营寨、修筑城池，以此来阻挡宋兵。
1265 年，忽必烈鉴于刘整对南宋“国事虚实”极为了解，特意将其擢升为南京路安抚使来防御襄阳城。可南宋却对此毫无警觉，也未做相应防范。
对敌方情况极为了解的刘整随即向忽必烈进言道：
获得了大汗的首肯与认可。
那时宋与蒙于边界处设立榷场，准许南北商人在此进行贸易以互通有无，然而却因战争之故，致使榷场时而开放时而关闭。
忽必烈登基之后，很快就在颍州、涟水军以及光化军这三地设立了榷场，然而没多久，因南宋对李璮叛乱加以支持，他就下令“停止南边的互市”。
蒙古人于榷场外构筑堡垒且屯兵守卫，形成了在襄、樊两城外的一处据点，其目的是阻断两城粮道，为“遏制南方军队增援”进行筹备。
1267 年 8 月，蒙军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领五万军兵，对襄樊展开试探攻击，深入襄阳南边州县劫掠，后掳五万余人北撤，宋军则用水军守住襄阳西边安阳滩，截断其归路。
蒙军摆阵求战，宋军骑兵径直冲向敌阵，致蒙军混乱，阿术元帅落马险被宋骑俘获，幸蒙将怀都等奋战，抢宋舰迫退宋骑，阿术才得以上马回阵并乘船过汉水。
阿术为防宋军追击，遣五千精兵埋伏于牛心岭，设空寨且架起疑火，佯装声势浩大，令宋军心生疑惧从而折返。
临近年底之时，驻守在河南的刘整借着应召进京朝拜天子这个契机，将南下攻灭宋朝的计策进呈了上去。
刘整觉得，在当时的局势下，南宋已呈现出江河日下之态，而元朝气运正盛，其前景一片光明，应尽早投降元廷才是明智之举。
这一策略获汉军大将史权认同，其觉得夺取襄阳后，让军队驻守嘉定府并在两淮耀武扬威，那事情必然能成功。
然而朝廷中反对的人依旧很多，觉得这一举措会使国家空虚、百姓受苦，看不出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并看到成效。
接着，刘整便向忽必烈阐明道：
自古以来，帝王若不能统一天下，就不能称其为正统。如今圣朝已拥有天下十分之七八，怎能对那一小部分不管不顾，从而舍弃正统呢！
刘整作为深知南宋国情的南宋猛将，他的建议忽必烈极为重视，因其建议契合大汗的宏愿，促使忽必烈当场表示决心已定，改变灭宋战略，主攻襄樊来中央突破。
襄樊地区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北端，北连南阳盆地南口，东西山脉逼近，汉水蜿蜒其中向南流去，此地战略地位关键。
从襄樊向北，既能经汉水向西制约汉中，也能从武关向北直抵关中，还可向东去往许昌去争夺中原，且沿汉水顺流南下能直通鄂州这长江中游门户，进而进入长江。
从汉水上游区域往南抵达荆湖长江的两岸，存在着三条主要的通道。
西线从襄樊往西再向南直抵归州、峡州那片区域，东线由淮西的浮、光等州经过襄阳与淮西交接处，再向南延伸至黄、鄂二州，然而这两条线通道狭窄，又没水运便利，对大部队行动不利。
中线从襄樊顺着汉水向南而下，这有利于水军前行，也便于大部队对两岸进行护卫，且能让水陆之间相互联系并给予支援。
与此同时，襄阳往下的郢、复等州，汉水江面逐渐宽阔，平原铺展，都没法具备掌控汉水来阻挡北军南下的条件，因而襄樊若失守，会让南军无险可据。
清代的著名大学问家顾祖禹对众多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而后清晰明确地指出：
襄阳啊，乃天下之关键所在，犹如腰膂一般。中原若拥有它，便能兼并东南，而东南若获取它，也能够谋取西北。
南宋即便占据襄阳，可在与蒙古交战时老是被动，难以萌生北进中原的念头，而蒙古屡攻四川、两淮无果后，也转而把战略重点移向京湖，欲对襄樊进行重点突破。
事实上，蒙古早有人提及灭宋应先拿下襄樊。当初宋将孟珙刚收复襄阳时，蒙将李桢就向贵由汗进言，称襄阳是吴蜀关键要地、宋之咽喉，得到它就能作为日后取宋的根基。
贵由虽对此策表示认同，然而并未践行。待到蒙哥汗长久攻打四川无果时，蒙古内部提议将荆襄地区当作重点突破方向的人逐渐增多。
忽必烈领军南征，途经相州时召见杜瑛，询问谋取宋朝之策，杜瑛回应道：“唯有不喜好杀戮，方可统一天下。”
且觉得战略主攻的方向应当是占据荆襄的上游，把武器指向下方，去攻击其背后，如此大业就能够得以确定了。
忽必烈抵达濮州后，再次征召当地的知名人士来询问作战的策略，谋士商挺更是清楚地指明：“蜀道艰险遥远，瘴气时常发作，很难成功，万乘之尊（蒙哥汗）怎能轻易行动！”
忽必烈听后长久地沉默不语，而后说道：“爱卿所言恰好与我的心思相契合。”
显然忽必烈已意识到以主力去远征四川是有误的，心中有着从中路进行突破的战略构想。
忽必烈刚即位时，其部将郭侃再度呈上平宋的策略，从战略及战术两层面清晰阐明了首先夺取襄阳的重大意义。
然而彼时忽必烈正全力稳固蒙古内部的局势，分身乏术，不过后来蒙军消灭宋朝的战略，几乎完全依照郭侃所构建的策略来实施。
刘整此刻所提建议，虽未超郭侃所言范畴，然而蒙古内部稳定，且经数年努力其社会经济初步恢复，让蒙古拥有了再度大规模进军的能力。
随后忽必烈毅然做出决策，下令让刘整奔赴荆襄之地，与蒙军主将阿术一同围困襄阳和樊城，以求从中间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
在这之前，蒙古军队针对总攻襄樊展开了一系列的筹备行动。
蒙哥汗之前，蒙军行动多具抄掠特性，蒙哥汗征宋时更是长驱直入，而粮饷等后勤事宜，则靠以战养战和就地劫掠来搞定。
宋人常以坚壁清野之策应对，致蒙军在宋作战难以持久，于是忽必烈即位便着力解决大规模作战后勤补给，来确保灭宋战争顺利。
正因如此，蒙古于河南及淮西地域大力开展大规模屯田，招募流民回来耕种，以此来积聚粮食，还在淮河沿线宋州郡构筑寨垒，增加兵力驻守。
在元代，王恽曾对蒙古于中原进行屯田所具有的五项好处予以了总结。
发展生产能让民众免转运之苦、官员无和籴弊端，且兵食充足；将屯田民众组保甲，南宋失北方支持；屯田民可补兵额，蒙汉民杂处使蒙古人渐居汉地，还能给南宋施压。
与此同时，蒙古于和南宋的榷场贸易里，严禁私商将马匹贩至宋境，就是为避免宋军作战能力得以增强。
南宋战马多源于川边、大理与广西，可川西和大理已被蒙军占据，于是宋蒙局势稍缓时，北方禁运的马匹成重要走私品，数量众多。
于是，蒙古于潼关至蕲县等八个渡口设立提举河渡司，让奉直大夫这从五品官员担任其职，足见蒙廷对该机构的看重。但凡走私马匹、军器等入宋被抓者，皆被严惩，以此强化对南宋边境的封锁。
然而利益所在之处，便是人们所趋向之地，所以民间那些冒死走私的人依旧非常活跃。1265 年，被蒙古捕获的“私走小道盗贩马匹曾过南界的人”多达三千八百多户，鉴于人数众多，有官员提议应给他们自新之路，让其效战赎罪。
忽必烈把那些走私商人全都赦免罪责，将他们补充到南征军里，如此一来，既有效遏制了走私，又使兵员得以充实。
在此情况下，都元帅阿术因想起不久前安阳滩的失利，便向上奏请：“我率领的是蒙古军士，碰到山水寨栅之类，非得有汉军才行，应让史枢带领汉军共同协力进军。”
忽必烈予以采纳，随后调拨陕西、四川行省的五百艘战舰给刘整，这就为蒙军在汉水作战以及粮饷转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鉴于大规模南下征战之所需，蒙廷于各个地方广泛地进行征兵活动。
1267 年正月时，下令让平阳、延安等地征调三千民兵，且要与山东、河南等地的七千兵马汇合，一起去增援开州。
没多久，忽必烈就下令让宗臣阿里等人前往军前审查军籍，防止诸将弄假作弊，冒名占取空额，进而对作战产生不良影响。
蒙廷对四边臣属既威慑又安抚，以此稳固后方，欲对南宋合围。那时高丽王遣使朝贡，忽必烈不满，遣使“切责”，迫其使臣来大都求情并承诺“备兵造船”供征调。
另外分封皇子忽哥赤做云南王去镇守大理，设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此在南宋的侧后方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态势。
没多久，便设立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让参知政事阿里负责相关事宜，来全面安排调度河南等地的粮草物资，满足军前的需求。
在九月之时，刘整带领汉军与阿术率领的蒙古兵于襄樊之北汇聚，而后一同作为前锋抵达襄樊城外的虎头山去观测地形。
曾在襄阳驻兵且对当地山河形势了如指掌的刘整，对着阿术指向汉水东岸的白河口并说道。
要是在这里建造堡垒，用来截断宋兵运粮的通道，那么襄阳就有希望拿下了。
阿术同样这般认为，于是派遣使者上报忽必烈并获得准许，接着在白河口构筑城寨，用以逼近襄阳，就此开启了长达六年且关乎南宋政权最终命运的襄樊攻防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