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消毒水的气味在走廊里横冲直撞，我正给实习生讲解颅骨钻孔的注意事项，手机突然在口袋里震动。瞥见屏幕上“大伯”两个字，我示意学生们先看CT片，转身推开消防通道的铁门。大伯的声音裹着电流声传来：“志强啊，你爸在县医院走廊吊水，肺气肿犯了，床位实在排不上……”铁门在身后吱呀作响，我盯着墙上斑驳的绿漆，恍惚看见三十七年前那个暴雨夜。母亲抱着发烧的我跪在泥地里，蓑衣被狂风掀开半边，雨水顺着她打绺的头发往下淌。赤脚医生家的木门紧闭着，她带着哭腔的哀求混在雷声里：“求您开个退烧药，我拿鸡蛋抵药钱行不行？”我滚烫的脸颊贴着她湿透的衣襟，听见她胸腔里急促的震动像漏风的破鼓。
（二） 父亲丁木水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后生。村里老人总说，他拉二胡时连山雀都会落在院墙上，打算盘的声音比生产队的铜铃还清脆。母亲李玉芳是外婆用六尺花布换来的媳妇——她纳的千层底布鞋能穿三年不破，腌的酸菜开坛香半条街，可父亲总嫌她对着报纸上的字发愣的样子“像根木头”。那年腊月队里分猪肉，会计在晒谷场喊名字，母亲攥着油纸包的手直发抖。父亲夺过猪肉往案板上一摔：“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全，白瞎了二斤五花肉！”
1978年高考恢复的消息像颗炸雷。父亲把锄头往墙角一摔，油灯亮到后半夜。母亲默默把他的蓝布衫补了又补，赶集时偷偷卖掉陪嫁的银镯子，换回一沓印着“工农兵大学”的信纸。有天夜里我尿急醒来，看见她蹲在灶台边就着火光描红模子，炭条在废报纸上划出歪扭的“丁木水”三个字。放榜那天，村口老槐树上的喜鹊叫得人心里发慌，父亲和发小丁东升的名字赫然在列。东升叔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火星子明明灭灭映着他发红的眼眶：“玉芳嫂子，木水哥这文化人的命，是你拿镯子换来的啊。”
（三） 城里机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来时，母亲正蹲在灶台边给我熬米糊。她举着沾满锅灰的手不敢碰那张薄纸，转头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全煮成红蛋。酒席上父亲喝得满面红光，东升叔却盯着我母亲欲言又止——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年偷偷把师范名额让给了父亲。那晚母亲在井边刷碗，东升叔往她脚边放了个布包：“嫂子，木水哥往后要是……你就拿这钱带娃看病。”月光下展开的蓝印花布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张工农兵票子。
父亲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进城那日，母亲把晒好的红薯干塞满他的网兜。火车鸣笛时，她突然拽住父亲袖口：“娃他爹，给娃起个大名吧？”父亲望着远处冒烟的火车头，随口道：“就叫志强，志气强过天。”绿皮车喷出的煤灰迷了母亲的眼，她揉着眼睛笑：“这名儿好，比狗剩强。”
（四） 母亲开始像陀螺般旋转。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晌午背着我给奶奶煎药，夜里还要糊火柴盒挣油盐钱。有次我贪玩打翻煤油灯，她扬起的巴掌在半空僵住，最后轻轻落在我发顶：“要争气啊，别学你爹……”这话没头没尾，却让我在多年后翻到父亲和女会计的合影时恍然大悟。照片边角印着“1983年元旦联欢”，穿列宁装的女人挽着父亲胳膊，胸前的钢笔亮得刺眼。
那是个飘雪的年关，父亲拎着上海牌提包突然归来。他给奶奶带了麦乳精，给母亲捎了件的确良衬衫，却在我伸手要糖时皱眉：“多大了还吃零嘴？”深夜，西屋传来瓷器碎裂声，奶奶的哭骂刺破窗纸：“你要敢离婚，我就吊死在这房梁上！”我光脚溜到门缝边，看见母亲跪在碎瓷片上捡照片，血珠子顺着她手腕往棉袄里渗。父亲踩着照片上女人的脸冷笑：“玉芳，你连离婚协议书的‘离’字都不认得吧？”
（五） 父亲终究是走了，带着他锃亮的牛皮鞋和印着厂标的搪瓷缸。母亲抱着我追到村口，被石头绊倒时还死死护住怀里的我。她额头磕在青石板上，血珠滚进我衣领，烫得我浑身发抖。那天起，收音机里永远放着咿咿呀呀的梆子戏，母亲说“听着热闹”。开春时她带我去镇上卖鸡蛋，撞见父亲搂着穿红呢子大衣的女人进供销社。母亲把鸡蛋筐往我怀里一塞，冲上去拽那女人的卷发：“狐狸精！这是我男人的工资袋！”父亲一巴掌把她扇倒在泥坑里，崭新的皮鞋碾过散落的鸡蛋：“泼妇！这是厂里技术员小周！”
继父王老师是芒种那天来的。他教我打算盘的手法很特别，总说“算珠响三下，胜过吵三架”。妹妹出生那晚，他蹲在产房外教我背《增广贤文》，念到“贫贱之交不可忘”时，接生婆突然举着血盆出来喊：“快！产妇大出血！”月光照着他狂奔的背影，白衬衫后襟沾着我的鼻涕印。
（六） 我攥着医学院录取通知书冲进家门时，母亲正在腌今年最后一缸酸菜。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突然转身从樟木箱底摸出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日期停留在1993年6月。“妈都给你存着呢。”她笑得眼角的皱纹堆成菊花，“你爹当年说供你到十八岁，多一天都是赚的。”铁盒哐当掉在地上，泛黄的单据像枯叶般散开，1993年6月，正是妹妹确诊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
那年暑假我在建筑工地扛水泥，母亲凌晨三点就起来烙煎饼去早市卖。有天收工回来，看见她蹲在门槛上数毛票，纸币上的血指印比金额还醒目。继父夺过她溃烂的手：“玉芳，咱把牛卖了吧！”“不行！”母亲突然尖叫，“卖了牛志强咋交学费！”她转身抱着我哭出声：“儿啊，妈就剩你这块心头肉了……”
（七） 病房里仪器规律的嘀嗒声中，我望着床上蜷缩的老人。他稀疏的白发贴在枕头上，手背的针眼青紫可怖。护士小声说病人今早又咳血了，我下意识摸出听诊器，却在看清床头卡时僵住——丁木水，76岁，肺气肿合并心衰。监护仪的红光在他脸上跳动，恍惚变成当年供销社门口的红呢子大衣。
“当年你抛下我们时，想过会有今天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手术刀般冰冷。他浑浊的眼珠动了动，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似的喘息。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别恨他……”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三十七年前被母亲体温烘干的泪，此刻终于重重砸在水泥地上。护工掀开被褥换尿垫，露出他溃烂的褥疮，腐肉的气味让我想起那个打翻煤油灯的夏夜。
（八） 我给医院账户打了三千块，特意注明是“定向捐赠”。走出住院部时，护工追出来喊：“丁医生！老爷子说想见你最后一面！”我望着急诊室闪烁的红灯，想起昨天那台开颅手术——有些病灶，终究是来不及切除了。春风裹着柳絮扑在脸上，恍惚又看见母亲在晒谷场朝我挥手。她身后是金灿灿的麦浪，蓝头巾被风吹得像面旗。
路过儿科病房时，听见年轻母亲在教孩子认字：“这个字念‘家’，上面是屋顶，下面是……”我突然想起父亲唯一教过我的东西——那年他休假回家，用钢笔在烟盒纸上画了条歪扭的直线：“这是一，记住了，做人要像一这么直溜。”后来我在解剖室切开第一具尸体，那根笔直的脊柱在无影灯下泛着冷光，像极了烟盒纸上未干的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