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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白俄罗斯领土上风起云涌,大量白俄罗斯百姓成为难民。
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踏上前往中国的道路,本想暂时避难的他们却在中国待了上百年,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的场地,也让他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繁衍生息。

百年过去,这些白俄的后代更是坚称他们是中国人。
当年白俄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中国?这些年他们又是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白俄难民的故事。

白俄的难民
说起白俄的难民们,那就要追溯到百年前的动荡,那时候全世界都处于战乱之中,其实中国也不太平,但相比之下要稳定一点。
那时候中国处于民国时期,话说百年前的俄罗斯还处于沙俄阶段,其实沙俄时期他们也有过繁荣,不过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俄罗斯已经没有承载沙俄的土壤。
上世纪初,沙俄政府不断与周边国家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此次战争已经让沙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沙俄政府摇摇欲坠,国内的经济因为战乱和国家体制的问题,濒临崩溃,而人民在这里生活极度困难。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既然沙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国家发展,那就急需新的力量推翻沙俄的统治,于是二月革命爆发了。
二月革命的爆发将沙皇轰下了台,不过那时候的整个国家由俄国临时政府接管国家。
不过临时政府只是暂时稳住了乱象,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矛盾一直存在,一触即发。
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们与临时政府之间又有着矛盾,就在双方争斗的时候,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兵变。

这位将军趁着新政权互相争夺的时机,一举将国内的革命力量消除,恢复君主制度。不过这位将军的做法是“开历史的倒车”,君主制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危急关头,列宁领导人民群众发动了十月革命,彻底将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此诞生。
苏联的诞生无疑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伟大一步,不论他的结果如何,他们向世界展示出另一种可能,也极大鼓励了世界其他国家探索新的道路。
不过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维埃政权也不是一次就能坐稳。
那时候整个国内还有各种成分,比如沙俄时代留下的贵族,还有地主、资本家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城府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阻碍。

苏联要想整顿国内势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肯定要对这些人士进行处理,可问题是他妈呢愿意吗?
从前过着仆人环绕的舒适生活,然而新的政权却要他们劳动,他们又如何能接受?
因此这些不愿意跟随苏联政权的人们,就成立了反对的势力,称为“白军”,苏联红军和白军的对峙也是苏联内部争斗的体现。
这些白军就是反共、反革命的力量,不过当年的俄国需要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国家,相比于思想坚定的红军,白军的战斗力明显不足,很快就败下阵来。
他们反革命的举动更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财富等,战乱让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逃往国外。

那时候欧洲国家其实也不算太平,而且俄国与中国相邻,很多年前双方就有贸易方面的交流,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沙俄与中国的交流日益增多,因此我们与俄国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包容的。
关键的是,中国那时候处于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国内不太平稳,但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而且各方势力角逐,不太会注意到这些难民,只要难民们不主动得罪中国,基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很快20多万的白俄难民就通过海陆和陆路等途径,来到中国,人数甚至达到20万到25万,这群难民先是逃到东北、上海、新疆等地,后来又在天津、北京等地有分布。
其实这群白俄难民,并不单单是普通百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溃败的白俄军队,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就不得不提起中国那段时间的历史。

白俄溃兵
白军被红军击败,向全世界各国溃逃,其中有一部分就逃到了中国。
其实这些逃到外国的白军们最开始并没有放弃反攻的想法,他们继续等待着机会。
比如保加利亚驻扎着17000人的人白军,波兰也有一万多人,就连法国在北非的港口比赛大,都有白俄组建的6000人的哥萨克骑兵部队。
可见那时候的白军还维持着自己的军队势力,而中国也是他们的驻扎地点之一。
中国与俄国本就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相比于北非那些距离俄国遥远的地方,中国是他们逃往的最佳选择,既能保存力量暂时不受红军威胁,还能有机会一举再次攻入俄国。

关于逃往中国的白军,那就不得不提及一人,他就是谢苗诺夫。
当年28岁的他是白军中将,手中掌握着12000士兵,就盘踞在中国的满洲里。说起满洲里,那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位势力,那就是日本人。
虽然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在十几年后,但他们早就开始在中国境内活跃。
其实日本早就有计划出兵西伯利亚,但西伯利亚的寒流让日军很难作战,而且他们不熟悉别国的地形环境等,更加关键的是,红军战斗力强,他们自身有些兵力不足的问题。
于是日本就想着利用这些外逃的白军来版主他们作战,而满洲里的谢苗诺夫自然就成为日军的拉拢对象。
1919年,在日军的各种金钱和承诺的诱惑下,谢苗诺夫决定走协助日军作战。

刚开始谢苗诺夫计划好以后,和日本组成日白联军,对军联周边发动突袭。
白军本就是土生土长的俄国人,他们对西伯利亚的气候、地形在熟悉不过,而且白军与红军有过交手经历,对红军的作战风格还算了解。
因此一开始是白军占优势,他们先进拿下海兰泡、赤塔等地,并由继续向着西伯利亚进军的趋势,甚至扬言要打到伏尔加河流域。
不过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红军一开始并没有给他们过多关注,可随着他们不断进军,红军也察觉到了他们的不对劲,于是赶紧组织队伍反击。
大批红军对阵,白军和日军瞬间别打得四处逃窜,在苏联的压力下,日本派出的“干涉军”不得不撤退回日本,而谢苗诺夫自然也成为了红军的捉拿对象。

他清楚自己一旦被抓住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只能再次选择逃回中国。面对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溃兵,中国也很无奈。
可那时候中国国内一片乱象,我们也无力对付这些溃兵。
白军逃亡到中国以后,苏联方面要求中国立即将谢苗诺夫驱逐出境,或者解除武装。
驱逐出境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谢苗诺夫可是带着大量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一旦我们对他强制驱逐,还不知道他和这群军队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很可能对当地的百姓有危害,而且国家孱弱,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经过政府的努力,终于将谢苗诺夫的武装解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又拉起一支队伍。

经过中国当局的几番拉扯,我们也派出一些军队对白军队伍进行围追堵截,这才勉强解除武装。
不过他们依旧野心不死,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助纣为虐。日本人也想利用谢苗诺夫手里的军队,用他的军队对付苏联。
不过谢苗诺夫的军队在这些年的征战和流亡中早已不复当年的强劲,不过后来日本人在中国节节后退,苏联红军也进入中国境内。
1945年9月,谢苗诺夫在大连被逮捕,并且压回了莫斯科。1946年8月,谢苗诺夫被执行枪决。
不过除了谢苗诺夫这种野心不死的匪徒,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流亡也因为国家战乱,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求生。

对于这些难民我国的态度是宽容的,我们不仅接纳了这些白俄难民,还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
纵使如此,这些难民在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首先是语言问题,难民大多数不懂汉语,因此无法与当地人沟通,也就很难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拿上海举例,除了东北地区,当年的上海也是白俄难民的主要流亡地之一,这些难民甚至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社群。

白俄难民们
关于上海的白俄难民,那就要从1922年12月5日讲起,这一天第一批白俄难民乘船来到上海,那时候上海当地不敢接收难民。
一是他们不清楚俄国方面是什么态度,贸然接收恐怕会引起外交事故。
二是上海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城市,当地还有租界,其他国家的人员可不是难民,他们在租界内享受着“高雅”的生活,一旦将白俄难民放入,恐怕会扰乱上海稳定的秩序。
但难民已经到国家门口,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管,于是勒令他们不许下船,但会给船上的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补给等。

船只在上海停留了37天后,在双方的不断协商下,上海留下了这1200名白俄难民,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第二批难民又到达上海,看着人数不多,上海政府也没有反对。
再过了3个月,又来了一批难民,北洋政府急了,第一批第二批我们就算了,怎么不停往上海送,把上海当什么了?
于是当局勒令他们离开上海,负责运送难民的舰长格列波夫明白这次恐怕不能通过谈判解决,于是他一边让难民们“偷渡”,一边又花钱买通上海租界的管理人员。
经过各种手段,上海留下了3000多名白俄难民。都说民国时期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受到优待,不过这群白俄难民们可没有受到优待。

他们语言不通,有没有国家做依靠,兜里没钱,只能在上海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
时间来到1925年左右,全国各地爆发工人运动,中国的工人们走上街头罢工,工厂里出现了不少空缺的职位。
一些白俄难民为了活下去,就顶替了原本中国人的位置,气得中国人大骂“老毛子”。
不过这些难民也是为了在这里活下去,不公的是这个时代。
虽然都是难民,但难民与难民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有些白俄人可以进入大学做老师、艺术家等工作,而有些却只能沦为娼妓、小偷。

白俄难民在中国生活的不易还能从“江荫事件”里看出,1925年时10名白俄难民到江荫县做生意,路上被一群土匪盯上了。
于是土匪直接连人带货给劫走了,这10人全部死在了土匪窝里,可惜他们没有国家做后盾,没人为他们讨回公道。
尽管艰难,这些白俄难民们仍在努力生活着,他们不断在中国土地上寻求机遇,积极融入当地的环境之中,努力学习中文,还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同时白俄人也为中国带来了外国的技术和各种文化遗产,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还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白俄村”。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大量俄式风格的建筑,这些白俄难民早已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也成为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
他们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后代们更是骄傲的称:“我们是中国人”。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场合里,曾经出现过大量少数民族,在中华文化包容宽广的态度中,他们逐渐被同化,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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