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廖梦醒从小就和宋庆龄非常熟悉。虽然，宋庆龄要比她年长，但两人之间却更像是朋友，尤其在晚年，她们之间的信件也能表现出两人之间的情谊。

1972年，宋庆龄悲痛地致信廖梦醒：如果我两膝能支撑住，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宋庆龄口中所说的“她”到底是谁呢？

1915年，是廖梦醒第一次见到宋庆龄。那一年，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廖梦醒跟随父母去参加婚礼。当时11岁的廖梦醒日语说得不错，还在婚礼上当了一回小翻译。

宋庆龄在婚礼上美丽的样子让廖梦醒充满了向往，她看着宋庆龄脖子上漂亮的项链，便问道：“Aunty，将来我结婚，你能让我也戴一戴这条项链吗？”宋庆龄被她的话说笑了。

宋庆龄只比廖梦醒大11岁，但廖梦醒却非常敬重她，一直喊她为“Aunty”。

在这之后，廖梦醒和父母一直跟随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身边。

1921年，当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时，廖梦醒也回到了广州，进入执信学校读书。学校离家比较远，距离总统府比较近，所以廖梦醒一直在孙中山家里吃饭。在这里，她渐渐养成了英语交谈的习惯。

到了1927年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宋庆龄和廖梦醒都去了国外，几乎很少联系。不过，当廖梦醒决定和李少石结婚之后，宋庆龄也送了她一个手提包作为礼物。

两人秘密结婚之后，廖梦醒也秘密加入了中共。

1933年，李少石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兼任中国工人通讯社负责人。廖梦醒终于有了和宋庆龄见面的机会，而后也成为了母亲和宋庆龄的得力助手。

廖梦醒也会代替她出席各种重要的会议。

1937年，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们来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廖承志奉中共中央命令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廖梦醒也积极参与了工作。

后来，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廖梦醒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她不仅是宋庆龄的秘书，也是保盟的办公室主任。宋庆龄会见国内外友人时，接待工作都由她负责。

1942年，保盟迁到了重庆，廖梦醒一面忙于工作，一面还要担任宋庆龄和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他们之间传递信息，被誉为红色交通员。

而她作为保盟的财务主任，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她可以从孔祥熙的眼皮底下取走大批现金后，还把筹集的物资运到边区去。

一次，国外捐赠了一架大型X光机，廖梦醒想尽办法，奉宋庆龄的命令去找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上校商谈，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到了1945年10月8日，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在重庆遇难，宋庆龄前去悼念，并慰问廖梦醒。当时的廖梦醒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然而，当周恩来告诉他，孙夫人准备回上海，希望她能回去办公的时候，她立即打起精神去上海工作。

来到上海之后，廖梦醒除了协助宋庆继续募捐款项和医疗器材给解放区之外，还帮助宋庆龄办了儿童剧团。宋庆龄所有的决策，都需要廖梦醒去落实具体的工作。

在上海期间，廖梦醒始终保持着秘密党员的身份，在解放战争时期，她仍然担任着“红色交通员”的角色，一些革命的同情者有了重要的消息没办法找到地下党时，都会告诉廖梦醒。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夫人知道要抓捕一批地下党员，便把名单透露给了廖梦醒。不久之后，廖梦醒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之后，廖梦醒带着女儿去往了香港。

直到1949年，时局已定，廖梦醒和母亲再次回到了北平，参加全国一届政协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党中央给了她一个重要的任务，让她和邓颖超一起去上海接宋庆龄。

而如今，他们两人已经有2年没见面，宋庆龄一看到廖梦醒都没认出来，还以为她是个女兵。当“Aunty”喊出口，她才认出来是廖梦醒。

宋庆龄原本是不想去北平的，因为那里是她的伤心地。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几番劝说后，宋庆龄终于同意北上。

新中国成立后，廖梦醒和宋庆龄的联系机会少了很多，不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宋庆龄到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视察时，廖梦醒始终陪同在左右。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宋庆龄也时常想着廖梦醒，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

而廖梦醒也总会尽力提供宋庆龄需要的东西。后来，由于两人的身体都不好，只能靠书信交往。

在公开的信件中，她们从1945年到1981年就有120封信，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写的，还不包括全部。

从70年代起到宋庆龄逝世，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信就有160多封。到了晚年，她们仍然通过这种方式交流。

而在1972年，宋庆龄给廖梦醒写去了一封信：如果我两膝能够支撑住，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何香凝。

宋庆龄和何香凝都是中国民主革命中杰出的女革命家，又是亲密的战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她们并肩，和中共其他爱国民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发起、领导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共同担负起救亡运动的领导重任时，不论是组织民众团体，还是直接面对严峻的交锋场面。

她们都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同志，她们是战友也是亲人。每一次的重大斗争，两人都会一起商议，比如廖承志营救案，两人一起想办法营救，最终廖承志获得保释。

虽然她们两人都是杰出的女性，但因为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和精力以及文化专长等等，她们在同样的抗日救亡的前提下，在不同的领域里，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宋庆龄以她充满魅力的广泛联络交际能力，团结了一大批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的国际联络、宣传工作服务。

她从事的国际反战宣传、联络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到了大量的支持和同情。

而何香凝和她的丈夫，作为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在书画界的影响也很深。

他们团结了一大批书画家宣传救亡运动。宋庆龄和何香凝在不同的社会或艺术活动领域，以她们个人不凡的魅力，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努力着，对中国今天和平统一的大业也深有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和何香凝自香港分别八年之后，终于在北平相聚，出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招待会。

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都当选为大会89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

新中国的成立，使宋庆龄和何香凝、廖梦醒欣喜万分，她们开始了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征程。

在新的形势下，她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新的思路和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1972年7月，何香凝因肺炎住院，宋庆龄亲自前来看望。

9月1日凌晨三点，何香凝在北京医院逝世，一直关注着何香凝病情的宋庆龄得知后，立即赶到医院，向这位老朋友告别，她是第一个向何香凝告别的领导人。

5日，她克服自己的病痛，在何香凝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其实，在何香凝刚刚去世时，宋庆龄马上给廖梦醒写信安慰：

“你亲爱的母亲虽然早愈古稀之年，但我们对她的去世深感悲痛。她不会再有任何痛苦和失望了，所以请你不要过于哀伤，影响你的病体。”

追悼会结束几天后，她再次致信廖梦醒表达她的悲痛：

“在追悼会上，我分辨不清那些家属，我的两眼已是热泪盈眶。虽然你母亲寿终天年，她的离去仍使我深感悲恸。如果我两膝能够支撑住，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

如此，也能够看出，宋庆龄对何香凝的深厚情谊，视廖梦醒为亲人，将所有的想法如实吐露的真切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