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 贺敏学来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见到了老战友、新任交通部长——叶飞。

久别重逢，俩人有说不完的话。聊天中，叶飞对贺敏学说：

“我和廖志高比较熟悉，你有什么困难或者问题，可以去找他反映。”

当时，廖志高刚被任命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会议结束，贺敏学刚回到福州，廖志高就亲自找上门来看望。廖志高告诉贺敏学，中央指示要恢复福建省委，此次前来，是想要请贺敏学主持恢复工作，并且再次担任建委主任。

那一年，贺敏学已经71岁高龄，但是，他对工作、对国家建设依然充满热情。所以，贺敏学欣然答应了廖志高的请求。

三个多月后，贺敏学被正式任命为福建省建委主任。

早在1959年左右，贺敏学就担任过福建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当时，贺敏学本来刚刚被任命为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但是，还没等他上任，老战友宋任穷就带着叶飞的一封信找上门来，询问贺敏学能否去福建担任副省长，并主管全省建设。

宋任穷与叶飞之所以找贺敏学去福建工作，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沿海工业经济，福建准备大搞工业。而贺敏学不仅懂军事，会打仗，还有建设经验，他到福建工作，一定能发挥巨大作用。

虽然宋任穷强调一定会尊重贺敏学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尽管提，但贺敏学为了大局考虑，欣然答应了宋任穷的提议，前往福建工作。

在福建工作期间，年过半百的贺敏学白天去现场，晚上在办公桌前研究，连续工作40多天，为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也为福建省新的工业基地铸造雏形。

一天，贺敏学在工地上视察的时候，被雨淋到，再加上连续高强度工作，导致贺敏学的身体一下垮了下来。

开会的时候，秘书孙海林发现从不在会上打瞌睡的贺敏学，精神不振，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时不时的用手托着脑袋，看上去非常疲惫。

就在孙海林准备给贺敏学递上一条热毛巾的时候才发现，贺敏学早已因为高烧脸部变得通红。

参会人员纷纷劝说贺敏学赶紧休息，但是，贺敏学依旧坚持听完工作汇报，并对相关问题做出决策后才躺到床上休息。

会议结束时，贺敏学高烧已经近40度！

由于当时条件较差，疾病蔓延比较快，工地上出现了脑膜炎疫情。贺敏学经过连续几天吃药打针，高烧虽然退去，但是身体依旧非常虚弱，咳嗽不断。

贺敏学放不下工作，等不及身体恢复，就又马上拖着虚弱的身体，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期间，他不是听取别人汇报工作，就是跑到一线进行视察。

当时，与贺敏学一起并肩战斗的伍洪祥回忆起那段时光，感慨道：

“三明工业基地的建设，贺老是有功的，没有他率领的建筑队伍不行。他的到来，解决了叶飞和省委的燃眉之急……是贺敏学亲自带领队伍参加三明工业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此次再次担任福建建委主任，贺敏学依旧干劲十足。

1977年12月底，贺敏学被选为第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次年2月，他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后，七十多岁的他奔波于北京、福建两地，废寝忘食的工作。与贺敏学共事多年的老红军黄欣忍不住对一些老同志说：

“你们还要把贺老头弄在建委，岂不是要累死他！”

那位老同志觉得黄欣说的有道理，贺敏学毕竟年纪大了，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让他主持这么多工作，会吃不消。于是便向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深圳西主席廖志高反映此事。

廖志高觉得，福建省建委在贺敏学的主持下，已经走上正轨，决定减轻贺敏学的负担。

于是，1978年11月初，贺敏学卸任建委党组书记以及主任的职务。

此后，贺敏学又担任福建省革委会顾问，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当选为福建省纪委第四书记、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考虑到自己精力有限，贺敏学特地向福建省政协第四届二次会议提出辞去政协副主席一职。

对于贺敏学，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都由衷敬佩。一位老同志说：

“贺敏学当省纪委第四书记谁不服他啊！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

贺敏学的廉洁自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80年代初，省顾委筹备小组成员到广东参观，到达深圳后，当地领导安排老同志们去中英街看看。

为了方便大家买东西，相关领导想办法给大家弄了点港币，每个人不到几十元，但贺敏学却坚持不要。

对方劝说：

“贺老啊，这没多少钱，大家都有呢。”

听到这话，贺敏学没再说什么，拿上了钱。但是，这些钱他一分都没有花，参观结束后，他将钱如数归还给相关领导。

那名领导说：“这些钱你没有花也不用还，给你就是你的了。”

贺敏学坚持不收，他义正言辞的说道：

“随便拿公家的钱，这不是我的风格！”

还有一次，曾经的秘书孙海林给贺敏学送去两条鳗鱼。当时贺敏学夫妇不在家，孙海林就将东西交给了保姆。

谁知，深夜回家的贺敏学得知此事后，马上带着两条鳗鱼与妻子一起给孙海林送了回去。

尽管孙海林解释称这鱼是港口办为了照顾老干部送的，但是贺敏学依旧坚持不收。他说：

“我们作为干部，坚决不能带这个头！”

孙海林无奈，只好将鱼送到公共食堂，让职工们吃了。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给孙海林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孙海林回忆起贺敏学感慨道：

“和贺老在一起，你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贪字。能和他一起共事，是我的福气，在贺老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贺敏学一生清廉，晚年时期，家里连个沙发都没有，家具也都是旧的，油漆都快掉光了。很长一段时间，贺敏学都是用汽油桶烧水洗澡的。

老部下了解贺敏学的性格，每次去他家都是空手，算是绝对的君子之交。

对于自己要求严格的同时，贺敏学对于亲人要求也非常严格。

一次，老家一位亲戚来福州找贺敏学，请他跟永新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帮忙解决儿子的农转非指标。

贺敏学没有答应，他说：“这件事情涉及到有关政策问题，又是当地政府主管的具体事务，我不能去提这个要求！”

还有一次，老家一个晚辈带着老婆到贺敏学家里，想让贺敏学帮忙安排工作，但几个月过去了，贺敏学还没有开口给他们介绍工作。

妻子李立英看不下去了，让贺敏学介绍那位亲戚到建筑工地上挖土。贺敏学笑道：

“咱们家院子不就有一堵墙倒了吗？就先让他去干这个吧。”

但是，这位亲戚干了两天就不干了，说是太累了。贺敏学赶紧劝说：

“你们在乡下劳动累，在城里工作也很累，依伯伯看，你不是干这个的料，还是早点回去吧！”

对于老家的亲戚，甚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乡，贺敏学一向都是能帮就帮，但是，原则性的东西他不会碰。

对于找上门的穷苦乡亲，贺敏学都自掏腰包管他们吃住，走的时候还会给路费，对于那些没有钱治病的老乡，贺敏学会自掏腰包尽量帮助他们治疗。

当副省长期间，贺敏学的工资有270多块钱，但是，由于帮助的人太多了，导致贺敏学常常入不敷出，但他无怨无悔。

另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贺敏学也非常爱护。粮食紧张时期，贺敏学担心刚刚生了孩子的孙海林的妻子何苏萍和孩子营养跟不上，专门将省里给自己的肉蛋、罐头票拿出来送给他们母女。

后阿里孙海林的女儿长大进入幼儿园，考虑到他们夫妻两平时都忙工作，有时候顾不上孩子，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担心他们接孩子接的晚了，经常亲自帮他们去学校接孩子。

就连司机，他们也非常照顾。贺敏学夫妻亲自促成了司机张震与张惠云的婚事。后来司机去世，李立英还亲自前去帮助处理后事。

1988年，贺敏学病倒。亲人们闻言纷纷赶来看望。

期间，聊到贺家十多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身，贺敏学不禁落泪，他叮嘱从北京赶来看望的外甥：

“你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要有成绩，为死去的亲人争气，我就死而瞑目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贺敏学依旧关心着民生国计。

这年4月下旬，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了60多年的贺敏学，永远的离开了关心他的亲人……

老上级、老战友叶飞听闻噩耗，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挽联：

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

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贺敏学去世后，妻子李立英向福建省委提出一个请求：

遗体火化后，要将贺敏学体内的那颗子弹给孩子们保存。

对于这个请求，福建省委非常重视。但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找到那颗子弹。

次年，李立英按照贺敏学的遗愿，将其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那里，有他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