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现军衔制，共授予了55人上将军衔、175人中将军衔。或许有人会说，开国上将不是有57人、开国中将不是有177人吗？

这两项数据都没错，因为上将、中将各有两人是后来补授的，而且很对称是56年、58年两级军衔各补授一人。

在这四个人里，有三位是因为存在问题而推迟授衔时间，只有一位是职务属性调动的缘故。

一、被批“骄傲自满”的王建安

王建安可是标准的上将资历，参加过重要起义——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担任过军级职务——红4军政委，抗日战争担任过八路军旅级职务——鲁中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担任过正兵团职务——三野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也是正兵团职务——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

1952年定级时，王建安也是正兵团级干部，按道理来讲，他被授上将是自然而然、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当年却有人提议只授予他中将，几位中央领导还都认可了。如果不是罗荣桓坚持，王建安的中将就极有可能尘埃落定。为何会有这么反常的情况呢？主要跟54年的事件有关

王建安早年在延安因为拖枪逃跑未遂得罪了一批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在山东因为不满战事失利跟陈老总拍过桌子，但这都不是影响军衔的关键因素。真正的麻烦，在于54年高饶被批。

昔日的华东战场，王建安跟饶接触很多，还是经饶推荐才成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对饶的工作能力和为人比较认可，所以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别人都批饶，他就不批。

上级几次对他动员，好话歹话都说尽，王建安还是无动于衷，最后，军区就在公开报告中给他做出结论：

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

存在这么个定性，有人就建议把王建安的军衔改为中将、压一压他的“气焰”，中央首长也表示认可。

但罗帅觉得王建安各个方面都符合条件，如果仅仅因为认知上的不同，就突然更改军衔，这很不公平。大授衔那年风波还没过去，罗帅就划掉了王建安的名字，让他好好反省。

等王建安看到别人都换上了新军装、自己却没有，内心大受刺激，他主动做了检讨。

再加上很多老战友为他写信说情、56年高饶事件基本已经平息，如此背景下，罗荣桓才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中央同意为王建安补授中将。

二、转到石油系统的李聚奎

李聚奎早期是非常亮眼的，尤其长征之初他担任红一师师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中央的安全转移做出巨大贡献，毛主席都称赞道：红一师在大转移中立了功，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

这是非常高的起点，但在懋功会师时，李聚奎被混编到红四方面军31军担任参谋长，这就影响了他后来的军旅生涯。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仗着兵强马壮产生错误想法，竟还妄图“另立”，31军军长余天云是其亲信，也疯狂针对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

据李聚奎晚年回忆，当时他坚决反对老张，因而遭到余天云记恨，差点被余天云以擦枪走火为借口暗害。是93师政委叶成焕得知后力劝，才阻止了一场悲剧。

因为思想不一，李聚奎在红四方面军队伍中得不到重用，后来还阴差阳错参加了西路军。等他好不容易重返延安，各部队都有了主官，他就只能担任参谋长之类的职务，渐渐又转到后勤。

1955年授衔时，李聚奎正在负责石油工业部，已经离开了军队，因而没能在这一年成为将军。

不过在1958年，石油工作已走上正轨，且李聚奎要求在勘测方面不能大跨越，务必实事求是，抵制在部门内“放卫星”，因而被调总后担任政委。

鉴于他的历史贡献太大，军委很快为他补授了上将军衔。

三、内心非常不满的聂鹤亭

聂鹤亭的起点也很高，南昌起义就已是排长，粟裕这时是他麾下的一名班长。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中，聂鹤亭担任连长，林总也是连长。

但是，三河坝阻敌后，聂鹤亭没有跟随朱老总转战，而是跑到上海去寻找临时中央，这就导致他与林、粟等人的距离被拉开。

抵沪之后，聂鹤亭奉命去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他又去东江、皖北等地搞地下工作。直到1930年才进入苏区。

主席对他很看重，让他先后担任了红4军参谋长、红一军团代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不过，聂鹤亭不太想做参谋工作，一直希望上前线做主官，所以后来做了件奇葩事。

全面抗战爆发后，聂鹤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级别不低。新四军军部组建时，他的老领导叶挺向中央申请将他调到新四军工作。

毛主席同意了，但希望聂鹤亭在动身前能见面一叙。这本来是器重，也是感情深的表现，但聂鹤亭担心见面后主席劝自己留下，就无法再去前线了，所以他直接不辞而别。

他在回忆录里也说及此事：当时我实在太想去新四军，又怕毛主席变卦不放我走，我在这件事的做法确实欠妥。

结果他也没去成新四军，被长江局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回到延安学习了一阵，再转到晋察冀地区，依然担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聂鹤亭进入东北作战，四野系统的大部分重要战事他都有参与过，功劳还是很大的。但是在授衔前，他得知自己仅为中将，就一直发牢骚，在《罗荣桓传》中有记述：

“有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

罗荣桓曾亲自找他谈话，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一年后补授他中将军衔...”

虽然没点名道姓，但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聂鹤亭。当时有人指出聂鹤亭跟中央领导闹过不愉快，授个少将就不错，而罗帅却没有被生气冲昏头脑，依然给出公正的综合评价，罗帅厚道啊！

四、被扣帽子的贺诚

贺诚属于红军卫生工作的奠基人，他是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正经的高材生。战争年代历任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军委总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大部分时间都很顺利。

但是在1953年，白学光调到了卫生部负责政治工作，走马观花调研一番后，写了份报告指责卫生部存在严重的官僚问题。

那时国家刚刚成立，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贺诚也诚恳地做了检讨。

但是后来风波愈演愈烈，55年时贺诚被扣上“压制中医”、“排斥中医”的帽子，职务被撤销，转而进入党校学习。

说他歧视中医，这绝对不符合实际，革命时期我军一直缺少药物，贺诚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治疗，常常会使用一些土方子，也改良过很多中医药剂。自己都经手过，怎么可能会排斥？

只是，有人想要攻击，怎么都找得到说法。授衔之时，贺诚还在“学习”，因而没办法参与。

不过到了1958年，中央为他洗去冤屈，中将军衔随即就补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