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其实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无论是原始部落的分配秩序，还是国家和地区形成之后的社会秩序，规则与制度都是保证区域平稳运行的第一要素。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演进，逐渐形成法律体系，违法就会受到惩罚。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最低行为准则，惩罚方式众多。

仅是死刑在古代就有很多种，但嫌疑人被处决后，大都允许家人收尸，但在现代社会，被处决后的犯人却不能随意还给家属，因为遗体还要做这样的处理。

死刑对于中国而言有数千年的背景，民主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但中国始终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放弃死刑。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保留死刑恰巧是现阶段保证受害者安全的必要做法。

与此同时，中国的死刑也在不断充实人道主义特色。

人权是身为“人类”这一群体天生就具备的权利，即使是罪犯，其作为法律上的人格依然完整。

况且保障人权是对于法律而言最终的价值取向，在对待死刑犯时，同样也应该注意人道主义的转变。

在死刑执行之前，我国依然会保证罪犯应有的相关权利。

首先，身为罪犯有资格保证起码的健康，这不仅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也是死刑最终能够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

如罪犯在死刑执行之前身体固有疾病发作或出现某些意外，收押机关都会竭尽全力对其进行治疗，并不会因为其死刑犯的身份就放任不管，判定他生死没有意义从而导致罪犯死亡。

此外在执行死刑之前，罪犯也有会见亲友的权利。

亲朋好友作为人类社交的重要环节，保障其应有的“会见权”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虽然是罪犯的身份，但行刑前对于其详见的人也会尽可能满足，毕竟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法律的基础上也要有人情味存在。

除了上述基本权利，死刑犯还有“拒绝”非法打扰的特殊权利。

众所周知，被判处死刑之罪犯一般都会引起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或许会有新闻记者前来采访等。

虽然触犯死刑，但罪犯本身并没有义务对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作为，有必要保障执行前相对安静的环境。

另外，鉴于这是罪犯生命的最后时刻，罪犯的“最后一餐”也会根据其本人的要求和意愿进行最大程度的满足。

早在古代时期，民间就有着“不当饿死鬼”的说法，古人多少是有些迷信因素在，但我们现代则是出于“人道关怀”考虑。

身犯死罪之人的最后一餐十分丰富，鸡鸭鱼肉等样样俱全。

到了现代依然如此，在我国监狱之中，为了保证罪犯不随意生事，每日的饮食相对清淡。

对于那些死刑犯而言，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索然无味的餐饮，但作为生命中的最后一顿饭，犯人也可以自己提出想吃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太过分，比如想吃一些家乡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基本都能满足。

最后，罪犯还需要进行遗嘱安排和财产分配等。

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监狱之中也会通过一些必要劳作来获取报酬，如一些简单设备流水线的加工等。没有花完的钱，在死刑后当然也得让人家属领取。

有遗嘱或遗嘱中涉及财产分配的，也会按照犯人的意愿来执行。

以上全过程都是在通知罪犯即将行刑后实施，所以将会被全程监控。

随后进行理发洗澡等最后收拾，脱下囚服身穿自己的衣服便会被绑赴公审大会，随后押赴刑场执行。

我国的死刑主要存在枪决和注射两种执行方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具备注射执行条件的地区只有少数。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同时具备两种执行条件的地区，需要进行方式的选择和确定。

对于死亡方式的选择，最佳做法是交由死刑犯本身或其亲属来决定，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能缓和亲属与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

在死刑犯的遗体处理方面，我国法律并没有进行十分明确的规定。

但在通常情况下，家属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个最终的骨灰盒，并不会将遗体还给家属，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理由的。

从某些层面来讲，对罪犯遗体如此的处理方式存在很大的争议。

因为死者在理论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其在被执行死刑之后遗体不受侵犯也是一种基本权利。如果长时间将遗体停放，或随意交给家属，都很有可能间接导致犯人遗体被破坏。

虽然触犯了死刑，但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死后的遗体处理问题。

在执行枪决验明正身时，会对罪犯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体进行询问并将其建议纳入笔录，甚至还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备案。

当死刑执行文成之后，有关部门在确保合理的情况下，会遵照要求处理遗体。

因为其中牵扯到部分人的利益问题。

比如有些犯人会在死前提出想要捐献器官，为社会做最后一点事，也算是一种赎罪。

对于这部分犯人，会根据情况给他一些报酬，当然也是由家属代为接收。

至于其他犯人，出于对他遗体的尊重和保护，也为了避免家属见到死者遗体之后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

不会将遗体直接转交家属，而是会由相关部门执行火化，最后将骨灰盒交给犯人家属。

虽然最后都是走上了死亡的道路，但相比于古代各种残酷的极刑而言，如今的处理方式是对穷凶极恶之罪犯最大的宽恕。

甚至在执行完毕后，依然最大限度照顾家属的情绪，无疑是将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对遗体的处理，也更像是对其生前行为的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