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3年，随着杨太后，史弥远的相继故去，让作为傀儡皇帝的宋理宗赵昀，摆脱了近十年的桎梏和枷锁，得以亲掌朝政。而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内心有着自己的抱负。

这些报负，有作为平民赵与莒的抱负；有作为皇帝赵昀的抱负，还有作为太祖赵匡胤子孙的抱负。

所以，在史弥远死去的公元1233年，宋理宗便以皇权的威严和国家的意志，做出了联蒙灭金的决定。而在联蒙灭金获得成功之后，胜利的荣耀驱散了他心中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而再次激发着他作出更多的政治决定。以求获得更大，更多的胜利。

在宋理宗看来，只有在一次次决策中不断证明自己的政治魄力和历史远见，他才能尽早地摆脱“史弥远时代”的影响；而对于他的国家来说，只有通过在战争中的不断胜利，才能让他统治下的子民摆脱百年以来的恐战心理。

“好战必亡”的道理谁都懂，但是身处江南腹地的军民们，已经承平的太久了。

一百零七年的西湖歌舞，已不知消磨掉了多少将军的锐气；那采莲江南的女子，更不知让多少俊雅风流的书生为之痴迷。夫子庙前，秦淮河边，谈论的不再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前尘往事。铺满青石的烟雨小巷，是一对对痴男怨女“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你侬我侬。暮色里的百年江南，早已没有了祖先南下之时的沧桑热泪。

此时，遥望着北方草原那随时可能南下的战争风暴，用“忘战必危”来形容南宋上下，是最为合适不过。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回顾蒙古崛起的20多年来，能消灭金国，当年的西夏“功不可没”。然而蒙古在金国未灭之时，就先对自己那个曾经的盟友痛下杀手，上演了一幕“飞鸟未尽，而焚毁良弓；狡兔未死，而先烹走狗”的无义之举。

如此蒙古，南宋难道还寄希望通过这次联手灭金的旧事，来获取一个和平的局面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既然按照蒙古崛起以来的行事风格，南侵已经成为必然。那为何不先发制人，把抵御蒙古的战线，从秦岭淮河一线，推进到潼关——洛阳——汴京的黄河沿线。毕竟先前的金国可是依靠这条“拒关守河”的防线坚守了近二十年。

于是，在宋理宗的力排众议之下，收复北方故土的军事行动开始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