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草地分兵时，有4位中央红军将领犯错，他们后来发展如何？

世人皆知长征路上的草地之险，却鲜少人知在这片死亡沼泽上，曾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分裂与抉择。1935年，张国焘公然分裂中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令人不解的是，当时不仅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追随张国焘，就连中央红军中的四位重要将领也站在了张国焘一边。这四人中有的是毛主席的老部下，有的曾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更有人还参加过著名的秋收起义。他们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支持张国焘？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这段尘封的往事，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

一、草地分兵的历史背景

1935年的草地分兵事件，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后，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通过湘江时，中央红军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场激战中，中央红军损失了近五万将士，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这样的重创，使得中央红军在实力对比上，与后来会师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了明显的差距。

红四方面军当时拥有八万余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这支队伍长期在川陕根据地活动，在张国焘的统领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指挥体系。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毛儿盖地区会师。按照既定计划，两支部队将合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国焘提出了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的主张。他认为北上会遭遇更多困难，部队将难以维持。这一建议在会议上遭到了中央的否决。但张国焘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利用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威望，暗中策划分裂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采取了一系列拉拢笼络的手段。他一方面夸大北上的困难，渲染草地的凶险；另一方面则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拉拢一些重要将领。更为关键的是，他抓住了一些将领在长征途中积累的不满情绪，巧妙地加以利用。

草地分兵前夕，张国焘还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公开质疑中央的北上决策，并借机收集一些将领的不满言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原本对中央忠心耿耿的将领，开始动摇立场。

最终，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不仅带走了自己的部队，还拉走了包括罗炳辉、何长工、李卓然、邵式平在内的四位中央红军重要将领。这一分裂行为，给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二、情绪使然的两位将领：罗炳辉与何长工

在支持张国焘南下的四位中央红军将领中，罗炳辉与何长工的经历最为特殊。这两人都是因为长征途中的特殊遭遇而产生情绪波动，最终被张国焘所利用。

罗炳辉作为红九军团长，在长征初期就担负着重要的殿后任务。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开始，红九军团就一直处于最危险的位置。在通过湘江时，罗炳辉的部队承担了最艰巨的掩护任务。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击，红九军团死守各处要隘，确保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这场战斗中，红九军团损失惨重，不少老战友都永远留在了湘江边。

经过数月的连续战斗，红九军团的兵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罗炳辉依然坚持执行各项任务。直到在卓木碉会议上，他才首次表达了不满。张国焘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提拔罗炳辉担任更高的职务，并许诺给予更多的部队编制。

与罗炳辉搭档的何长工，则有着更为复杂的经历。作为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是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在长征初期，他与罗炳辉共同指挥部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每次战斗结束后，看着伤亡名单上熟悉的名字，何长工的情绪也在不断积累。

在部队会师后，张国焘采取了连环计。他先争取到了罗炳辉的支持，然后利用何长工与罗炳辉的搭档关系，逐步影响何长工的立场。当时，不少老同志都曾劝说何长工，提醒他要警惕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但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何长工还是追随罗炳辉，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罗炳辉率先认识到了错误。在向南转移的过程中，他发现张国焘的决策导致部队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此时，中央派人多次做工作，终于使罗炳辉下定决心，带领部分部队重返中央队伍。

何长工的醒悟则相对较晚，直到部队到达延安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向中央做检讨时，何长工详细交代了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考虑到他的历史功绩，中央接受了他的检讨，但也决定将其调离军队岗位。

这两位将领的经历，充分展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军队指挥员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他们的情绪波动固然可以理解，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还是为他们的革命生涯带来了深远影响。

三、理念偏差的邵式平与李卓然

相比于罗炳辉和何长工，邵式平与李卓然的转变则源于更深层的理念偏差。这两位将领虽然都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却在关键时刻因为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出现偏差，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邵式平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江西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担任红军第三军团政委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根据地建设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反而成为他后来犯错的根源。由于长期在根据地工作，邵式平形成了固守一地发展的思维定式。当张国焘提出建立川康根据地的主张时，这与邵式平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邵式平曾多次参与讨论北上方案。每次会议上，他都反复强调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张国焘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特意安排邵式平考察了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这次考察给邵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张国焘在根据地建设上的成就表示赞赏。

李卓然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一名资深的军事指挥员，他在军事战略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长征开始后，李卓然对中央制定的一些战略决策持有异议。特别是在通过金沙江时，他曾多次建议改变行军路线，但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

张国焘利用李卓然的这种不满情绪，经常与他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张国焘刻意夸大了北上的困难，并描绘了南下建立根据地的美好前景。这些言论逐渐影响了李卓然的判断，使他开始倾向于支持南下计划。

1935年8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南下时，邵式平和李卓然几乎没有犹豫就表示追随。他们认为南下建立根据地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判断严重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发动部分部队一同南下，加剧了红军的分裂。

南下行动开始后，情况很快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川康地区的地形复杂，国民党军队布防严密，红军不断遭遇挫折。特别是在渡过金沙江后，部队伤亡严重，补给困难，士气低落。这时，邵式平和李卓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判断的失误。

1936年初，在中央的多次劝说下，邵式平率先承认错误，带领部分部队重返北上路线。李卓然则在经历了更多挫折后，也认识到了南下战略的失败。他们的这次转变，为挽救更多的革命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邵式平和李卓然的经历说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如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认识偏差，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理念上的偏差，往往比单纯的情绪波动带来更大的危害。

四、四位将领的自我救赎之路

在认识到南下决策的错误后，这四位将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寻求改过。他们的救赎之路，体现了革命者面对错误时的担当精神。

罗炳辉是四人中最早醒悟的一位。1935年底，当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遭遇重大损失后，罗炳辉立即向中央递交了检讨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追随张国焘的全过程，并主动请求处分。中央考虑到他及时改正错误的态度，决定给予他继续戴罪立功的机会。

1936年初，罗炳辉奉命率领部队护送伤员北上。在这次行动中，他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一方面，张国焘派人多次劝阻，试图阻止他的北上计划；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也在沿途设置重重阻碍。面对这些困难，罗炳辉带领部队连续作战，最终成功突围，护送伤员安全抵达陕北。

何长工的救赎过程则相对曲折。起初，他仍然追随张国焘，参与了南下行动的指挥工作。但在多次战斗失利后，何长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1936年春，他向中央写信坦承错误，并请求给予改正的机会。中央回信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同时也指出了改正的方向。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何长工主动向组织交代了更多细节。他不仅承认了自己在分裂事件中的错误行为，还揭露了张国焘的一些分裂阴谋。这些材料为后来全面批判张国焘提供了重要依据。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认错态度，同意让他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工作，但调离了军事指挥岗位。

邵式平的救赎之路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在认识到南下的错误后，他立即组织部队向北转移。这个过程中，邵式平亲自带队穿越敌人封锁线，冒着巨大风险完成了北上任务。到达延安后，他主动请缨参加对日作战，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

李卓然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在脱离张国焘后，他带领部队转战川西北地区，主动打击当地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底，李卓然率部到达延安，向中央做出深刻检讨。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详细分析了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为后来完善红军指挥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四位将领的救赎过程各有特点，但都显示出了共产党人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精神。他们在犯错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重新投入革命事业。中央也采取了既批评错误又给予改正机会的方针，这种做法既维护了组织纪律，又挽救了革命骨干。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这四位将领都以不同方式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经历证明，只要革命者能够真诚认识错误并努力改正，组织就会给予新的机会。这种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特殊的篇章。

五、四位将领的后期贡献与历史定位

在重返革命队伍后，这四位将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后期表现，不仅弥补了earlier的错误，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添砖加瓦。

罗炳辉在回归后即投入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参与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罗炳辉运用丰富的军事经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成功歼灭了日军装甲部队。这场胜利不仅提振了全国抗战信心，也标志着罗炳辉完全回归到革命正确道路上。

1940年，罗炳辉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冀中平原，罗炳辉创造性地发展了＂地道战＂战术，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到抗战胜利时，他负责的区域已发展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何长工在调离军队岗位后，被安排到地方工作。他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地方政府工作，负责民政和经济建设。在他的组织下，边区政府建立了完善的供销合作社系统，解决了军队和群众的物资供应问题。特别是在1941年大生产运动中，何长工主持制定了详细的农业生产计划，使边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自给自足。

邵式平则继续在军事岗位上发挥才能。抗战时期，他担任新四军某部副军长，负责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在他的指挥下，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日伪军的同时也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苏北根据地已成为华东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卓然在军事指挥岗位上同样表现出色。他在晋绥军区任职期间，成功组织了多次反＂扫荡＂战役。1947年，在著名的北平外围战役中，李卓然指挥部队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四位将领的后期贡献，充分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罗炳辉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八路军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何长工在地方工作中的成就，为解放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邵式平在开辟根据地方面的贡献，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李卓然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才能，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建国后，这些将领也都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服务于国家建设。罗炳辉担任了军事院校的重要职务，为培养军事人才做出贡献。何长工在地方政府工作中，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邵式平和李卓然则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一生经历表明，革命队伍中的干部，即使一时犯了错误，只要能够认识错误并努力改正，就能重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四位将领最终都得到了组织和人民的认可，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