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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这篇《听说梦》是鲁迅先生在1933年大年初一得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看到里面的“新年梦想”专题后写的。

1933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为什么要策划的“新年梦想”？

那是因为1932年，东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国联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中日全面大战看来不可避免。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该杂志主编在征稿信中表示：“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主编的话显得无奈而愤懑。

02

《东方之珠》的“新年梦想”征求的问题就两个：

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

2、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我们看这两个梦想，可以隐约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征文就对当时社会现实无奈的反映，有一种有心无力之感。既然现实无法去改变，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于是，借梦说出心中对现实的不满，用梦来说说未来希望变成了首选。

这次征“梦”活动得到极大反响，最终有140余各类文化精英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包括胡适、林语堂、巴金、矛盾、邹韬奋、徐悲鸿等一大批当时的社会名流积极响应。

这一大批社会名流的参与，一下就把这次征文活动的档次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那么，这些社会文化精英主要在表达什么梦想呢？

03

林语堂说，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

巴金说，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

朱自清更直截了当：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我相信。这不是少数人凭着大众的名字，是真的大众。

除了这些当世名流外，也有各类精英也在表达梦想。

某杂志编辑胡秋原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

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我估计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梦想：我想未来中国，一定是一个联邦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俞寰澄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一句表达当时甚至现在民众的心声——“连高丽或者日本都包含在内”。

一大群社会名流加一大批文化精英发表了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和反映。

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就不是梦能管辖的了。

04

对此，鲁迅是不做梦的，他是在冷眼旁观这些做梦的人，说话虽然难听，却一针见血：“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ZY，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争，我高兴地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一“梦想”投稿者告诉他，他的答案已经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于是，鲁迅认为：“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失败。”

看样子，鲁迅是给记者扛上了。其实，他是和当时的昏暗社会扛上了。

我们现在看来，人人都有梦想，那是再好不过了。

梦想是因人而异的。不太可能整齐划一的。

84年前，这群文化精英对未来中国的梦想，到现在实现了多少？不好说。

现代做生意集大成者的马云说过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但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