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三国时期（220-280年）的书写堪称“极致考据派”。据日本中学历史教材《新しい歴史教科書》记载，三国历史被纳入“东亚古代文明交流”章节，其篇幅远超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甚至细化到战役地图与人物关系图。例如：
诸葛亮与五丈原的“神化”：日本教材不仅标注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位置，还引用《三国志》原文“星落秋风五丈原”，将其塑造成“忠义与智慧的象征”。这一叙事与日本战国时代推崇的“军师文化”形成呼应，江户时期《三国演义》的日译本《通俗三国志》更推动三国故事成为日本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三国热”的现代延续：日本教科书中对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的战术分析，常与日本战国合战（如川中岛之战）对比，强调“以少胜多”的军事智慧。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更被列为课外推荐读物，形成“教科书+流行文化”的双重历史传播。
韩国画师三国演义图
文化心理溯源：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论”，认为三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散的关键阶段，而日本通过吸收这一时期的文化，奠定了自身“东亚文明继承者”的身份认同。二、韩国教科书：模糊叙事与“去中心化”相较于日本，韩国教科书对三国时期的描述呈现“战略沉默”。在韩国现行初高中历史教材中：
地缘视角下的“边缘化”：三国被纳入“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框架，但笔墨集中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例如公孙度割据辽东时与高句丽的摩擦，而对魏蜀吴的内部纷争仅以“中国分裂时代”一笔带过。
争议性回避：韩国学界长期存在“高句丽归属论”，部分民间声音主张“高句丽是韩民族政权”，但教科书为避免争议，仅称“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存在复杂关系”，未直接关联三国。
日本的“代入式书写”：日本将三国历史视为“东亚共同文化遗产”，通过细节还原实现文化共鸣。这种叙事既源于历史上对中国典籍的尊崇（如《三国志》为日本“六国史”编撰范本），也暗含对本国战国时代英雄叙事的投射。
三国历史在日韩教科书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一个深层命题：历史书写从不是对过去的复刻，而是当下价值观的镜像。日本以“考据”为桥嫁接文化认同，韩国以“沉默”为盾守卫史观独立，二者虽路径迥异，却共同印证了历史教育的终极使命——在真实与阐释之间，寻找文明对话的支点。
参考文献[1] 日本《新しい歴史教科書》、韩国《中学国史》教材内容对比分析[2]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三国文化对日本中世社会的影响[3] 金容燮《东亚历史教育的冲突与融合》，首尔大学出版社
